汉娜·阿伦特的哲学之思

汉娜·阿伦特的主要思想可以分为积极生活(政治哲学)和沉思生活(纯哲学)两部分,后者又由思维、意欲和判断三部分构成,与前者的三个组成部分劳动、工作和行动可相对照.后者正是为了防止前者所分析的无思想造成的平庸的罪恶,后者"思想之风"的吹拂"可以防止大灾大难".她强调主体间性的判断和行动理论,贡献了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阿练"与"练师"考释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常见词汇"阿练"、"练师"的适用范围、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前者有一个重要用法长期遭到忽略,即为民间对僧人的称谓,后者则主要用作对道士的称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个称谓在词义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佛道二教等同视之的心态.     

厨川白村"现象"与"本体"的研究——谈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就厨川白村研究而言,目前中国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用"现象"与"本体"来加以归纳.一般认为前者的研究与比较文学有关,后者的研究与国别文学有关.在我看来尽管它们研究的内容不同,但背后都有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而且是可以融合打通的.     

从立宪共和到党派民主--美国政治的两种现实主义路径

本文分析考察了美国政治历史中出现的两种现实主义取向联邦党人时期的宪政共和主义和杰克逊时期以降的市场化党派多元民主;指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以对于人性的"现实主义"的预设为基本出发点来理解和构造"政治".然而它们也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制约人性的",后者是顺导人性的;前者是政治中心的,后者是(市场)社会中心的;前者以自由为核心,后者以多元为中心,等等.在实际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它们混杂在一起发挥作用.对它们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不同政治思想实践的路径及其启示意义.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从"意识形态"到"艺象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三种解读策略之反思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解读策略,分别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意识形式论.这些观点忽略了艺术起源在文学性质上的发生学意义,未能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首先是艺象形态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前者是第一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它们的统一表征了文学在起源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由此可知,确认文学首先不是政治,其次又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态度.     

"性善论"·"性恶论"·教学思想——刍议孟"思"与荀"学"

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孟子和荀子在人性论方面存在着"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导致其哲学思想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而影响到其教学思想的异同.前者重视"思",主张"内发",后者则重视"学",强调"外求".实践中,应该将二者予以有机的整合,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形成"学→←思→←行→←学"的良性循环.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名词解释

意识作用、意识对象(德:Noesis Noema)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概念之一。原为希腊文noēsis和noēma,前者意为思维能力,后者意为思维所及之物。胡塞尔赋予它们以现象学的意义,把前者解释为意识的作用,把后者解释为与前者相互关联着的意识的对象。然而,他这里所指的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所得出的意向性(一切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结构,而不是与经验的意识现象有关的东西。总之,在一切意向活动中,都必然存在意识作用的契机与意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联。例如,在感觉中,感觉的作用就是意识作用,被感觉的东西就是意识对象。在回忆中被回忆的东西,在判断中被判断的东西,都分别是意识的对象,并且也可以说是回忆和判断的本意,但它们决不是实在之物。因此,自     

宰夫与匠人——从隐喻看先秦政治思想转变

先秦经典对于政治治理者形象的隐喻表达,从时间先后上看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出现在较早典籍,如《左传》中的“宰夫”形象;二是广泛出现在诸子书中的“匠人”形象。对于前者,先秦哲人言说较少,其体现的功能也较为单一;对于后者,言说则极为丰富,同时也承载了更多的信息。至于庄子著名的“庖丁”之喻,实际上也应被归为“匠人”隐喻的类型。庖人被用来隐喻政治治理活动的“和”,表达了贵族政治间必要的调和与妥协精神以及实际操作,而匠人则被用来隐喻政治治理活动中新出现的若干要素,如遵循规则、尚贤任能,甚至制度创造等。这些表述提供了中国哲学如何以隐喻的方式传递观点的说理实例,亦揭示了早期政治治理思想演变的重要线索。     

知识与生命:直觉的双重类型及其意义

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认识形式,直觉主要分为两类:与命题对象相连的在知识领域中存在的"认识上的直觉",以及与非命题对象相连的在生命领域中存在的"生存上的直觉"。前者具有的往往是知识论上的意义,提供的是对知识确定性的说明;后者则往往关涉的是生存论上的意义,提供的是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澄明。     

"文化自觉"与中国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构建

本文以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及其对中国当下的深刻影响为主旋律,采用"政治生态"这一包蕴"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叙事架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维度,并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遗产的价值取向、有关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全球共识,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新观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整合,为中国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的包容理念,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发展所亟需的价值理性构建提供具体设想,使中国的发展在与人类文明进程保持一致的同时,能够运用其传承了数千年文明的独特智慧,进而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巨大变迁中闪耀自身文化的辉煌.     

从"向火乞儿"到"趋炎附势"

把言行举止酷似乞丐之流称为"乞儿",是个形象的比方.用"向火"比喻依附权贵,又是建立于一系列"火"部字所组之词的比喻意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都反映了比喻手法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至于"向火乞儿"的比喻意义"趋炎附势"为人熟知,则更是反映了委婉修辞手法在词汇运用方面的变化和选择.     

论两种"生态文明"之殊异——岩佐茂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都在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和建设生态社会。岩佐茂认为,两者关于生态文明社会的构想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是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后者是生活逻辑贯穿的社会;前者只具有狭隘的地域视野,后者则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前者是无理念的资本循环型经济体系,后者是有理念的环保型循环社会。这些差异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而资本主义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社会。     

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论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与人道主义文艺观

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文艺观——人道主义相呼应,呈现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或者人文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另一部分则与人道主义保持距离,延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特征。前者表现为一种文学的自觉以及"进化"的欲望,后者则源自大庆油田并受其地域特征的影响。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释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是中国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命题本身就包含着两个问题,即"化"什么和怎么"化";前者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后者回答所遵循的方法和路径.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还需要澄清一个前提,即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这个看似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却一直作为问题存在着,这是因为我们在接纳外来文化时已先迷失了作为主体的自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然主体,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当代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