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区文学的奇葩——方志敏狱中文学探析

方志敏的“文学情结”得益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源于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创作实践。方志敏生前留下的绝唱《可爱的中国》，同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二十世纪亚欧大陆同时绽开的两朵鲜艳的无产阶级文学奇葩。独树一帜的方志敏狱中文学，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方志敏入党时间、地点辨析

多年来,对于方志敏的入党时间、地点,一直存在着疑问或争论。《辞海》中认为他1923年入党,有的认为他1924年入党;有的认为他在上海入党,有的则认为于南昌入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解放初有方志敏1923年入党之说,此说除了根据少数人的回忆,大多是源于解放届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目述》。这篇方志敏被俘时写的遗著,只要稍微细心察看,便可看出该件第三行“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的“三”,并非方     

论方志敏的卓越风范

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诞辰１００周年。一个世纪以来，方志敏的英名始终同中华民族的伟业同存，方志敏的风范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成为全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爱国：方志敏的人生坐标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是方志敏的一生追求，也是他璀灿人生最耀眼的闪光点。方志敏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熔化为对祖国的执著的爱。方志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是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当今无愧的民族英雄。方志敏出身于赣东北弋阳漆工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香港文学研究在香港

有人断言，“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此话并不全面。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比内地还要早。还在内地闭关锁国的１９６４年，罗香林教授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中国文学在香港之发展》的专题报告，不过他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且当时还未有明确的“香港文学”概念。到了１９７４年９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２０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从宏观上论述了与内地文学分流后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变化。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香港文学４０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印了《…     

宏观视角·精微思想·诗意关怀--评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

谭桂林的《百年文学与宗教》是湖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是继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人与神的对话》、《宗教与女性》后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显示了他在自我学术道路上的又一次探索和超越,也应合了文学与宗教这一研究课题走向综合的学术趋势。面对中国百年文学与宗教之间丰富甚至有点芜杂的关系,谭桂林以从容不迫的心态,高屋建瓴的眼光,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以宗教价值观念为切入口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作者首先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宗教价值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建构中起到了不可忽视…     

王国维与实证原则

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严复之后 ,王国维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 ,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他对实证原则的认同集中体现在《论性》、《释理》、《原命》等三篇文章中。尽管他徘徊于“可信”与“可爱”之间 ,没有成为实证论者 ,但对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评叶石涛的“对等阶位文学观”

1992年，台湾老作家叶石涛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叫《谈退休生活与白色恐怖》，另一篇叫化总是听到老调》。文章的题日迥然不同，但却贯穿着同一意图，那就是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他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论张目。他毫无掩饰地说：“不要常说台湾人是附属于中国人里面，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学”，“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日本、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文学，让台湾文学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占一席之地，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代表这块土地的台湾…     

评《文学的命脉》

王兆胜博士是坚持文学的精神品质的批评家,他用《文学的命脉》为自己的论文集命名,表明了他对文学基本价值如爱、美和自由等的关切和诉求。这是一部富于理性色彩、人文情怀和学术品位的著作,它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深邃的思考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贡献了值得重视的思想成果。作者有意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侧面进行总结,他的论文多有以“20世纪”冠名者,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分析》、《北京文化与20世纪中国散文》、《论20世纪中国性灵散文》、《论20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     

试论“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

一“可爱的中国”和“獄中紀实”是方志敏烈士在獄中写成的遗作,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熏臭、悶热、潮湿和黑暗的牢獄中与敌人战斗的实录。这下是两本普通的书,而是真正的活的革命的教科书,真正的英雄史诗。自它們一問世,就象革命的火炬燃烧着亿万人的心灵,在讀者中引起的教育作用,远非一股文学作品所能比拟。它們是“五四”以后无产阶級的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因此,学习与研究它們,对每个读者来說,是接受一次极其生动而深刻的教育;而对現代文学研究者来     

钩玄提要,发中国古代旅游之微——读刘德谦的《中国旅游文学新论》

钩玄提要,发中国古代旅游之微———读刘德谦的《中国旅游文学新论》臧维熙《中国旅游文学新论》是德谦的新著,也是他多年来潜心于旅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名称为新论,意旨是很深远的,可以追溯到《周易·大畜》彖辞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和《礼记·大...     

严复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

严复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而且是19世纪末中国文学变革的先驱。他引进的进化论思想为文学观念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确立了发展、变革的文学价值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把人性本体论引入小说领域,开“小说界革命”先河;他在《诗庐说》等文章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审美价值论;他的散文吸收了西方论说文体注重逻辑论证的特点,被称为“逻辑文学”,在散文文体演变中起了重要过渡作用。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     

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读叶圣陶早期短篇小说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其主要贡献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从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出发,自1919年开始创作白话小说起,到1928年的10年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约70篇,先后编为5个集子出版。这就是《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前言后语 判若两人

不久前,我拜读了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的《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湾文学史纲》等著作,对叶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客观公允的批评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又读了他发表于5月13日台湾《自立晚报》上的《总是听到老调》,对叶先生观点的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叶先生一向善于将台湾文学置于台湾近四百年特殊历史际遇中加以剖析,不同在于,叶先生过去在着力揭示台湾文学的殊相时,从未忽视与中国文学血脉相通的共相。比如,叶先生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云:“日据时代的文学始终是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它属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环。”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中,还将台湾乡土文学定性为“真正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乡土文学”。在《日据时代新文学的回顾》中,叶先生更明确地论述道: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反映了全体台湾民众的共同意愿,那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