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20世纪 4 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这期间 ,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 (《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 ,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 ,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论杨绛和她的喜剧创作

杨绛是我国现代少数具有高超智慧、以喜剧心态理智地领会世界的女作家，她的喜剧创作，描摹都市人情世态，风格清新自然，优雅风趣，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显示了中国现代世态喜剧创作的成熟，与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并立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剧坛，成为了新文学史上的又一道奇异的风景。     

论喜剧形象的塑造

一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物形象是文艺作品的主要对象。对于喜剧创作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重要。“除了人以外无所谓滑稽,因此我们研究的对象首先是人,是人的性格。”我们完全可以把喜剧人物形象简称为喜剧形象。怎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称之为喜剧形象?由于对喜剧本质的理解不同,对喜剧形象的规定也就有别。西方正统的喜剧观点认为那些被讽刺、嘲笑的对象才是喜剧形象,喜剧形象与悲剧形象的界限不可逾越,悲剧形象应是肯定的对象,喜剧形象只是否定的对象。这样的规定是片面的,把许多正面喜剧形象拒绝于喜剧殿堂之外,既不利于喜剧艺     

席勒的戏剧美学思想——从喜剧理论和喜剧美学理论谈起

席勒一生没有写过一部喜剧作品,也没有一篇喜剧专论论文。他有限的关于喜剧的论述和阐发,却形成了西方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最为独特的喜剧理论和喜剧美学理论。席勒认为,从戏剧的题材和对象上来看,悲剧应该高于喜剧;然而,从戏剧的表现自由来看,喜剧应该高于悲剧。喜剧是美的心灵的表现,喜剧可以使人保持心灵的自由,喜剧使人趋向更高的目的。喜剧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可以使得一切悲剧成为多余。席勒的喜剧理论和喜剧美学理论结束了古典形态的贬抑喜剧性和喜剧艺术的喜剧理论,让喜剧性和喜剧艺术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崇高的目的和伟大的功能。     

荒诞而现实 滑稽而严肃——《阿卡奈人》喜剧艺术琐议

本文通过对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阿卡奈人》的分析，认为荒诞而真实、滑稽而严肃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从而印证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创作观     

论《水浒》的喜剧手法

看《水浒》,使人忧,又使人乐;让人哭,又让人笑。确切地说,《水浒》是一部涂抹着悲喜剧色彩的作品。全书后五十回,悲剧性强烈,但前七十回却有颇为突出鲜明的喜剧描写:那令人舒心开怀的气氛,那欢快乐观的格调,那形形色色的喜剧性人物,那使人捧腹的情节波澜,那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生动场景,特别是那多姿多彩的喜剧形态,象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滑稽喜剧、抒情喜剧等等,部各呈丰姿,各具韵味。但不论是构置喜剧形态,或是组织喜剧矛盾,还是形成喜剧因素,都必须借助于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和诱人魅力。对此,《水浒》作者确是出手不凡、颇有造就,不仅娴熟驾驭了独特的喜剧手段,而且还撷取其他一些手法,赋以喜剧的特定因素。择其要者,有下面几种:     

论21世纪以来中国草根喜剧电影中的喜剧精神及表现手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为电影的表现主题和艺术手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电影在注重反映＇-3代草根阶层人物生活方式的同时，开始一系列喜剧创新与转型的尝试。喜剧精神是在审美历史过程中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喜剧精神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和解放意识对于人性的重构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探索21世纪中国草根喜剧电影的发展情况和表现手法，深刻认识并反思草根喜剧的精神，以促进电影文化更好地服务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     

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的互渗——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

悲喜剧因素的互渗是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这与铁凝对幽默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她主要通过反讽和荒诞手法制造喜剧性效果,但在喜剧的背后却渗透着强烈的悲剧性。因此,喜剧品格和悲剧精神在铁凝小说中实现了统一。这包含了铁凝对生活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标志着铁凝对喜剧观念的重大突破。     

喜剧心理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潘智彪的《喜剧心理学》

古往今来,研究喜剧的人很多,论著甚丰。但是他们多是研究喜剧自身的特点。其中也有一些人研究笑的心理活动的,但都比较零碎和片面,尚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的喜剧心理学专著。潘智彪著的《喜剧心理学》可说是第一本。此书在广泛分析、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心理学中的正确观点和原理,去全面研究喜剧心理这一新领域,初步建立了一个喜剧心理学体系。书中从喜剧笑的本质及心理机制谈起,进而论述喜剧笑的情感结构、喜剧笑的客观情境、主观情势、心理效应过程,接着阐述喜剧种类,最后论喜剧心理功能。作为一门喜剧心理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都已统括进去了。     

喜剧改革史上的一颗明珠──《一仆二主》艺术赏析

在世界戏剧史上，喜剧改革家，现实主义喜剧创造者哥尔多尼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重要剧作《一仆二主》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喜剧色彩强烈，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喜剧的无穷魅力。本文试图透过对该喜剧的艺术赏析，揭示出哥尔多尼喜剧改革的意义及其喜剧创作成功的奥秘。     

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喜剧艺术比较

文章对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拿莎士比亚的悲剧与莫里哀的喜剧相比较的现象提出异议,指出应在喜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创作,并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同样伟大,对传统的"扬莎抑莫"现象提出质疑。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     

曹禺喜剧观刍议

曹禺有着丰富的喜剧舞台经验和杰出的喜剧创作才能,同时他还就当代喜剧发展现状发表过诸多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曹禺关于喜剧本体、喜剧创作和喜剧表导演等方面的相关理论。梳理和探讨这些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曹禺的喜剧艺术和整体戏剧创作,而且对当下喜剧发展也有指导意义。     

境与中国古典喜剧美

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成长这一命题,与西方否定性喜剧相反,中国古典喜剧基于对生活的肯定,其基本类型是贬恶扬善、畅想“团圆”和微言刺上.哲学基础与审美形态是圆周性思维与评判式冲突,在“团圆”之趣中表现出顽强性与顽固性的抗争,唱出正义战胜邪恶的“生命”之歌.     

论陈白尘喜剧创作的讽刺艺术

陈白尘善于从对社会的结构认识和对现实的政治认识出发来选择喜剧对象,通过揭示这些否定性喜剧对象的内在矛盾和本质,来发挥讽刺喜剧的社会作用和艺术作用。在讽刺对象、讽刺目的、讽刺效果及讽刺方法等方面,陈白尘讽刺喜剧都表现出了特殊的艺术追求。这种以讽刺为本位、充分吸纳其他喜剧艺术因素的观念与方法,促成了讽刺喜剧的讽刺性因素和喜剧性因素的有机融合。     

黑色幽默的喜剧性

黑色幽默的喜剧性不应是想当然的、而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以明确喜剧的内在规定性或边界为前提。美学意义上的喜剧,可以从是否以＂丑＂为直接的表现对象、是否以＂笑＂为首要追求的审美反应效果两方面来作为起码标准或底线,界定出其大致的美学范围。黑色幽默作品从艺术构成诸元素及其审美完成的各环节上均体现出与之相符的基本特征,例如人物的＂丑角化＂、情节的＂滑稽化＂、语言的＂诙谐化＂、修辞的＂反讽化＂、结构的＂戏拟化＂以及主题的＂荒诞化＂等等,因而理当被归入喜剧范畴。     

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情景喜剧——兼论《武林外传》对审美定势的突破和创新

作为舶来品的情景喜剧在我国已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元月份,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在央视八套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出现,立即在观众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后现代语境的研究方向入手,阐述该剧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审美的突破和创新.     

话剧《我们的荆轲》审美形态路径分析

莫言的话剧作品《我们的荆轲》在审美形态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作品以喜剧性作为贯穿全篇的主基调,采用骂詈、揶揄、讽刺、幽默、闹剧等喜剧形式,对政治、哲学、爱情、人性的丑恶等进行了探析和讽刺,契合了民族审美心理和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同时嵌入悲剧性元素,有效规避了喜剧作品极易流于轻佻浅薄的风险,不着痕迹地将意义和庄严这些喜剧或缺的范畴带给了观众,从而产生了一种丰富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这两种审美形态融于一身的创作实践,给我们当下的戏剧甚至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路径上的有益借鉴。     

论中国荒诞喜剧形态

由模仿开始的中国荒诞戏剧在经历了20年的吸纳、误读之后,最终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荒诞喜剧。中国荒诞喜剧的生存形态主要有搬演型、解构型、组装型、原创型等四种。其形态特征主要包括闹剧式的舞台呈现、隐晦深刻的思想表达模式、反讽的美学构成、喜剧的终极效果等四个方面。     

莎士比亚喜剧的语言特色解读——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在威康·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中,《仲夏夜之梦》成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作品,也体现出威康·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风格。以《仲夏夜之梦》为例,探讨作品中涵盖的语言特色,从多个角度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创作的理念,并找寻不同修辞之间的联系,为《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