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求索——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政治学分析

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向理论视角,展开文献、实证与学理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厘清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演变脉络,揭示演变的性质、特征与动因,从而展示同盟会精英为创建中国民主制度所做的艰难求索。在同盟会建立领导体制的实际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出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未能落实“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基本实行的是领袖集权体制。宋教仁则通过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实际运作,为构建民主领导体制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尝试。因此,民主政治理想在同盟会内有逐步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从民主到集权:民初政治文化的嬗变

20世纪30年代,在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及危机应对下,基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重新构成,其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民主到集权的嬗变.民初皇权崩溃后,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宪政,但传统集权政治文化存有着惯性遗留,具有恢复秩序与重建权威的功能.九一八之后在外界危机不断加深之际,集权政治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民主政治文化培育中断,集权政治文化重新显示出恢复秩序的功能.尽管此后的政治民主化尚存有一定空间,但其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     

有限集权·社会自治·地方民主--温饱后阶段的政治调适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温饱后阶段.如何在这一阶段进行政治调适,以妥善应对新旧社会矛盾,是学界和政界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在有限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巩固和扩展社会自治,适度推进地方民主,应成为此阶段的政治调适目标.     

基于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的中国民主发展之路

人类所追求的政治价值有很多,民主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对不同政治价值的追求排序与具体的民主模式.近代以来,中国所追求的首要政治价值并非是民主政治,也缺乏民主生成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因此民主进程显得艰难竭蹶.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提.在现阶段,应该从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公民社会发育、政治伦理培育、中央集权与政治权威发挥积极作用出发,建立一套以执政党主导、多渠道协商、重视公民能力发展为特征的集权型民主政治体制,引导中国度过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期.     

规模与民主: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演变

国家的恰当规模以及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民主思想史中的一个经常论及的话题.在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民主论者看来,民主仅仅存在于小国寡民式的城邦之中,这种小国民主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了约两千年的主导地位.18世纪后期,随着代议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人多地广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此后,这种大国民主理论占据了西方民主思想史上的主导地位约两百年.20世纪中叶,当代多元民主理论最重要代表罗伯特·达尔对比分析了古典小国民主论和近代大国民主论后认为,由于民主的两大目标(或者说量度标准)--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之间存在冲突,根本没有最适合民主的国家规模,所以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调整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来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不同规模的国家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那些规模非常小的国家应该步入更大的整体中;那些规模非常大的国家将必须探寻创造和保存小单元(单位);大部分国家都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前进向外趋向更大规模的聚合体,向内趋向更小规模的聚合体.     

后发民族国家政治道路：民主抑或集权？——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模型

实现工业化是后发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集权体制相比较于民主体制更易于实现资本积累,也更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因而后发民族国家更倾向于选择集权模式。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集权模式采纳可能性的解释模型,即采纳集权模式的可能性P=f（追赶意识,最高决策者能力,资源禀赋,国际因素）,并通过对后发民族国家——德国和日本——的案例研究,初步验证了该模型。     

试论在我国实行有限集权管理模式的依据

有限集权制应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理想模式。本文对有限集权制的内涵及在我国实行的依据进行分析 ,从两方面提出了五点依据。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权:集权与分权的安排

企业集团由于其组织结构的特殊性使其财务管理有别于一般企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财务控制机制,核心是财务控制权的安排.财务控制权包括集权为主和分权为主两种模式,本文认为: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是采用集权模式还是采用分权模式,要考虑企业集团的财务战略、规模大小、管理水平、空间区域分布、资本关系、业务联系以及成本效益的差异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应针对不同情况的集团成员企业来安排财务控制权.     

集权与国家形式的关系:唯物史观的视角

依据对集权的三种含义的分析,可以将国家形式发展的动力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按照一定比例从全部具体个人的权力中提取的力量的总和所构成的深层动力,另一类是作为权力内部配置格局形式存在的表层动力。在深层动力和表层动力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封建社会帝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宪政国家是历史上两种重要的国家形式。通过集权与两种国家形式的关系的分析可见,将集权视为国家形式分析的普遍性机制具有更高的方法论价值。     

国企脱困攻坚 改革领导体制是关键

当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近求脱困,远图发展,虽然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很多,但关键在于改革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是公益性国企引入竞争机制,营利性国企培育民主机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取代了西周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他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也显现了循环往复式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战国时生产力发展和地主经济的需要,到明清,它成了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而又无法与无力因时变更,终于被历史摈弃。     

民主与平庸——鲁迅早期论文中对现代民主的批判性思考

在其早期的几篇论文中,尤其是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现代民主之合理性的限度及其内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在其中,他的全部批评性思考及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针对现代民主本身的,因而对后者来说是本质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另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意义上的个人不同,鲁迅试图在其批判性思考中加以维护的人或个人,并非某种政治学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存在论意义的个人。由于这个原因,他对现代民主的批判,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性批判,更非对民主政体的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图的、肤浅的贵族式反叛。相反,这种批判的真正意义只有着眼于他的意义上的人或个人的存在论内涵才能得到恰当的测度,并且,这种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也就不是通过强调现代民主在现代历史上所取得的现实成就就可以消解掉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邓小平民主观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民主观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观。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认为民主必须适合本国国情 ,并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 ;采取一系列措施 ,特别强调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高度重视人权问题 ,尊重和保障人权。     

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创新

本文简要概括并论述了十六大报告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理论创新之处。报告第一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深化 ;第一次提出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为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指明了方向 ;第一次提出“依法执政”的概念 ,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提高执政能力 ,巩固执政地位 ,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将是我们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强化农村基层的民主与法制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文章就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途径加以论述。     

论功能视域下的党内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是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作为工具合理性,党内民主具有塑造政治文化、培养政治人才、强化权力监督和推进制度创新等四大功能.党内民主建设尚存在问题,表明党内民主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全面发挥,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吸取教训.开发党内民主功能,就是要塑造民主法治型政治文化,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改革党内权力结构和权力体制,完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功能和树立制度权威,这也是推进党内民主的整体思路.     

意识形态与资本关系的演变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资本有实物、劳动、总体(生产关系)三种形态,因此造就了资本逻辑的强制性,资本及其意识形态成为资本逻辑开疆拓土的双重保障.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资本的深刻的辩证的认识使其具有超越资本逻辑、展开人的逻辑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资本的关系几度演变,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资本实施的一系列有效举措,为我们揭示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掌控资本逻辑必须坚持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语言的偶然与无根基的民主

罗蒂通过对传统媒介语言观的拒斥,阐述了他的语言偶然性思想,并进而论述了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罗蒂认为根基的铲除并不能过渡到对于价值的否定,只要我们抛弃传统的哲学和语言观,无需哲学奠基就能够捍卫这些价值。罗蒂给我们展示了在后现代语境下捍卫传统价值的超人智慧。     

邓小平的民主思维框架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邓小平民主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治发展理论。邓小平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独到的思想底蕴 ,他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所开启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框架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