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伦理

文章通过对儒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有关义利关系论述的系统分析,认为儒家关于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的建设有重要的作用,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儒家义利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儒家义利观与网络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由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到人际关系的交叉、重叠、对冲和损害。基于传统社会而衍生、派生、创新出来的网络世界日益暴露在道德疏离、道德冷漠和道德陷落的困境中。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的儒家文化，很早就倡导“以义为上”、“尚义而不排利”、“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和伦理规范。从实践角度考量，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网络伦理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只有遵从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遵义逐利，才能保持网络世界的长期繁荣。     

儒家义利观论纲

义与利之间呈现出既统一又矛盾的现象。儒家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化解,其方法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必要时舍生取义。这就要求人们把自己所得的利益,建立在道德行为基础之上,消除不义而有利的行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义利观有所误会,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否定人们的物质需求。本文旨在说明儒家义利观之真义,并指出其思想主张的主导面是合理的,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     

传统义利观与当前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

本文通过评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先秦时期传统义利观．在分析借鉴历史上丰富的优秀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现实．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建构社会主义新时期义利现的基本观点．阐述了这一建构的科学、性及其含义的规定性、处理原则、行为方针、价值评价和理想人格等。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对春秋义利观的继承发展

春秋义利观以“义,利之本”和“居利思义”为核心,它承认人对利的欲求的合理性,强调义是求利的正确途径。其基本精神是：重视精神追求,将其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维护整体利益,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肯定欲利的合理性,将其置于道德的监督之下。先秦儒家全面继承了春秋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虽然在基本精神方面未能对春秋人有大的超越,但是他们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的道德选择等角度审视义利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其意义在于继往开来。     

“义利双行”、功利主义，还是“义利统一”——陈亮义利观研究评述

学术界对南宋陈亮的伦理学思想的研究不断深人，对现代社会，陈亮的义利观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在研究陈亮的义利观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认为陈亮的义利观是“义利双行”，一种认为陈亮的义利观属于功利主义范畴，一种认为陈亮讲求的是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本文试就三种观点的得失做一综述、剖析，并阐明自己的研究见解。     

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义利观,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旨在对传统义利观加以梳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提出市场经济背景下适宜的义利观。     

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新的时代内涵,二者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传统诚信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辩证统一,必须将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传统诚信观之中、注入到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之中。     

利益多元与社会和谐

利益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多元利益之间在竞争、冲突和妥协过程中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领域达到和谐状态。其中,经济利益多元通过孕育平等、自由与诚信的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政治利益多元通过生成真正的公共意志,构建民主与法治的和谐政治秩序;文化多元通过不同文化价值和文化类型的冲突与妥协,推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和发展,促成文化秩序的和谐。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颜元义利观探析

颜元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大力弘扬合义之利,肯定合理之理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其观点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义与利,更加合理地追求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儒家“中庸”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涵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行为准则,一种理想目标,对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论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利益分享

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我国社会现实中的利益不均衡现象却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不均衡和政治利益的不均衡。针对这一现象,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尽快建立起以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为主要内容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益共享机制。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