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议员加费案”为例

民国时期江苏省议会曾因"议员加费案",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主的社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在民国议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是江苏省议会试图通过削减教育经费来加薪,如此"争费自肥"自然受到了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各界的激烈抨击。面对教育会的批评,尽管省议会也做了种种回击,但最终被迫放弃了加费举动,江苏省教育会更借此初步实现了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在议员加费案中,作为民间社团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屡屡压过作为政府机构的省议会,除了其作为新式职业社团能集合动员全省教育界的能量外,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也是导致出现此现象的另一缘由。     

民国时期议会政治的纷争与困境--以江苏省第三届议会议长选举风波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江苏省第三届议会因议长选举引发风波，继而演变为议会内部派别间的激烈争斗，以至在长达60天的会期内未议一事，未决一案，引发社会舆论极大关注。并引发学潮抗议。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停息，反而朝着更为恶化的方向发展。在议长难产的情况下，前江苏省咨议局、江苏省议会秘书处课员叶立民竟不惜自戕，以死谏警示省议会，反映出社会各方对议会的极端不满与失望。透视整个事件，充分表明，在现代化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传统政治土壤的过程中，观念的杂糅，制度的失调，利益的碰撞最终成为引发矛盾的根源所在。由此凸显出议会政治在民国时期所遭遇的困厄与阻碍。     

民初新疆第二届省议会研究

新疆第二届省议会自1918年9月成立,至1921年9月终止,前后历时三年,运行比较完整,是新疆历届省议会中的一个代表。在新疆第二届省议会议员选举阶段,皖系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与杨增新控制的新疆政府之间的矛盾显现,双方在选区问题和选举规定问题上争论不休,致使该次选举历经坎坷。几经波折后,新疆第二届省议会终于成立。新疆第二届省议会在促进民主、反映民意、加强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制于时代局限性,它也存在诸多不足。     

民国前期新疆省议会研究

民国前期(1912～1928年),是杨增新独裁统治新疆的十七年,也是民国新疆省省议会运行比较完整的一段时期。杨增新一方面控制省议会,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省议会这一民意机构来巩固其独裁统治。新疆省议会虽然成为杨增新个人统治的工具,但在代议制自身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减轻民众负担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客观进步性。新疆省议会远没有发挥它代议制的功能,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孙中山集团与袁世凯的恩怨

孙中山集团属于共和立宪派，主张大权归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袁世凯属于君主立宪派，主张大权归总统，议会仅供咨询，议员只是顾问，内阁是侍从，仅供奔走。双方是对立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合作。合作是暂时的，冲突仍然难免。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弹劾证据与证据弹劾——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本质与功能

弹劾证据与证据弹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弹劾证据是证据一种形式,指的是可以用于弹劾的证据材料;证据弹劾则应是一项诉讼活动,用弹劾证据来对己方不利的言词证据进行攻击和削弱。弹劾证据的使用和证据弹劾活动的展开,是英美法系国家质证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尚未赋予专家辅助人明确的诉讼地位,专家辅助人意见也并非证据种类之一,但从本质上来看,专家辅助人意见更符合弹劾证据的属性特征,实际上也发挥着证据弹劾的功能和作用。在目前立法与实践都较为模糊的情况下,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正确定位,有利于庭审实质化改革下其应有价值作用的体现。     

战后地方参议会议员群体分析——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个案

本文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分析了战后江西省于都县参议会议员群体的实际状态。文中着重分析了县参议会议员群体的形成和参政水平、议员群体的构成特点以及其实际的待遇收入情况,从而对战后的地方参议会议员群体进行历史的揭示。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论日本地方议会的地位与特征

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之一 ,通过《日本国宪法》以及《地方自治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制度的法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其中 ,日本地方议会作为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 ,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包括地方议会 )是一种对等并列的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 ,两者的关系依然是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干预关系。当然地方议会也会对中央机关的活动起到一定的影响。另外 ,日本地方议会在日本国家体制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地方议会受国会的影响 ;地方议会与竞选者的动机存在密切的关系 ;地方议会具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点。     

论清末立宪派的议会思想

清末立宪派将开国会作为核心的政治诉求 ,除了应对清廷的虚与委蛇和革命思潮的动机外 ,与他们议会万能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他们所追求的议会是英国式的议会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清廷的冲突、对立和决裂。他们在议会性质、地位、效能、权力结构和实现方式等多方面的认知上超越了前人 ,将晚清的议会理论推到了最高水平。这一思想对清末的政治文化革新和政治变革影响良深。但由于立宪党人对西方议会价值功效和生成条件的误读 ,其议会政治的理想终成泡影。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言论免责及其侵权救济途径分析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公民的任何权益受到侵害都应该得到补救。言论免责权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产生的特权，但公民个人客观上可能因言论免责权的行使而受到伤害。为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应该完善议院对议员言论的惩罚措施，议会在惩罚议员不当言行的同时，由议会本身给予受害者补偿。     

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其确切名称是“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谘议局是由民选议员组成的,带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地方民意机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一种联络性质的组织,无常设机构,无固定领导机构,议员也不固定,每次开会由各省谘议局推派代表到京参加会议,他们多是议长、副议长和有活动能力的议员,也包括部分资政院民选议员。联合会的第一届会议于1910年8—9月在京举行,最重大的议题是请愿速开国会。1911年的第二届会议,在国内外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情况下,经各省谘议局相互联络提前于5月召集。其最大议题是反对皇族内阁和广练民兵。由于联合会两次上折,毫不妥协地反对皇族内阁,使清朝廷极为恼怒,而议员们对朝廷也产生绝望心理。其广练民兵的主张反映了他们认定政府不可靠,对外、对内都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朝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标志。     

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藩镇军队是唐朝中期以后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结构形式,它担负着镇守地方、拱卫朝廷的职责和使命,是唐王朝的军事支柱。但由于中央力量的逐渐削弱和藩镇军队结构、组织的原因,却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时常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就是在其内部也经常出现骚动和兵变,甚至兵、将、帅之间相互残杀,造成军队的混乱。近年来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很少涉及藩镇内部的组织与结构。本文试图探讨藩镇军队兵、将、帅这三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藩镇的研究有所裨益。     

论地方实力派

民国时期的地方实力派问题,是民国史上惊心动魄的奇观。地方实力派在历史上的表演,显现了一幅幅生动、奇特而又多变的画面,始终扣击着人们的心弦。何谓“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抗日战争各种政治力量的时候,明确地指出:“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问立场。”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     

研究近代中国宪政发端的史学新作——《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个案考察》评介

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政体样式与民生诉求以及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深刻揭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任务.由衡水学院赵艳玲博士撰著的《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该书以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顺直谘议局和省议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清末顺直谘议局到民初直隶省议会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中国近代的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堪称一部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     

论政治冲突

对于冲突,乃至政治冲突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未有一个权威的界定,社会学已论述过冲突的含义并明确解释了冲突与矛盾的区别。政治冲突的概念也是基于对冲突的理解而得出的,但不同的是政治冲突主要是基于政治共识的非暴力冲突,而非暴力冲突是现代政治的应有之义。     

晚清中英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纠纷

为扩大对华贸易,扫除内地税障碍,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在中国确立了子口税制度.条约规定子口税归属中央财政,致使地方政府的厘金税收受到了损害.引发了子口税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进而对英国在华贸易造成了影响,又引发了中英双方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矛盾纠纷.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行为,清政府一再拒绝英国将子口税完全归属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由于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混乱也阻碍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