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 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 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 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 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 模式为文学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 、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者模式; 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晚清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

采用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以勒菲弗尔的“诗学”观点作为切入点,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顺序三方面阐述晚清译者如何改变原文叙事模式,以适应译入语的文学惯例,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从克隆论看诗歌"三美"在翻译过程中的实现

诗歌是内容和形式高度融合的整体,有很强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怡情性。翻译是一门高难的文化活动,而诗歌的翻译更是其中的难者。许渊冲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一要达意,二要传情,三要感动。”他又将克隆论引入到文学翻译,与其近年提出的“三美、三化与三之”构成一个比较完整务实又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若源语中的优秀特质能和生命机体的克隆一样被运用到目的语,那么诗歌“三美”就不仅可译,还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优化。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以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为例

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要求译者避免将文本归化为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形式,而是采用异化的手段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保留下来。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采用了能够保留异国情调的异化或“陌生化”翻译手段,从而使译入语读者不断有新的发现;或者说译本通过延长审美时间和增加感觉难度而增强了读者的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中化习见为新奇。     

关于文学翻译的几点思考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际翻翻（interlingualtranslation）,在源语言和目的语（sourclanguageandfargetlanguage）关系的处理中要求极为严格。《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定义了“善译”的标准：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点（即对两种语言开展过比对研究）;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表达出来（把握作者的观点神韵、叙述风格、写作笔调并刻意模仿）;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我国现代的翻译大师严复确立了“信、达、雅”三大原则,高度概括了好的译…     

文学翻译批评本质探析

文学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动态的阐释,它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行为,而是在特定民族文化时空中的文化创造行为。为了适应译人语文化生态环境,译作除了外在形态异化为译人语语言外,往往出现变形、增删、扭曲等变化,从而融入了译入语文化因子,负载着译入语文化的时代意蕴。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方式,从对作品的阐释到译作文学影响效果实现的大小,都受到本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文学翻译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是一种对原作的创造性的叛逆。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等值研究

翻译“等值”或等效问题是译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分别从语言学角度和文化视角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比较文学变异学将翻译中的变异作为研究支点,“跨语际变异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范式,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并揭示文学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对翻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汉英广告语翻译中模糊美的语际转换策略

汉英广告语翻译中的模糊美有三种语际转换策略，即以精确译精确、以精确译模糊、以模糊译模糊，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的审美品质。     

唐诗英译的接受美学视角

本文以《月下独酌》的两种译文为例，从接受理论的“审美经验论”出发，结合翻译关学理论，从语音、文字、非形式三个层面对《月下独酌》两种英译文进行比较赏析，认为唐诗英译，译者应从语音、文字、非形式三个方面重现原诗的审美信息，激发读者的审美创造力，以实现译入语读者与原作的文学交流，使其获取一定的审美经验，最终实现唐诗生命力的延续及译本的美学价值。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符号学语言观指导下语码转换的翻译研究

语码转换这种常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文学文本中往往是作者有意所为,具有特定的诗学效果。但语码转换的翻译,由于多种语码并存,常常给译者造成困难。从符号学语言观的三种意义出发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语码转换,并以具体的译例讨论了各种翻译手段的利与弊,从而提出译者应正视语码转换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尽最大努力再现原作,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奈达提出的“译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的对等标准。     

文本类型学视角下的多模态语篇翻译

从文本类型学的角度探索多模态语篇的可译性,为该类语篇的翻译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范例。对该类型语篇进行分类,结合语篇功能和类型的相互关系,提出多模态语篇翻译的两条原则：最高原则为实现语言功能和文本功能的“功能对等”;最低原则为实现占主导地位的文本“功能对等”。结合实例,提出几种具体的翻译策略：保留原文多模态手段,实现双重“功能对等”;保留原文多模态手段,利用辅助手段实现双重“功能对等”;保留原文多模态手段,传递语篇主导功能;变换模态,传递语篇主导功能;发挥译语优势,挑战“不可译”,传递语篇主导功能。根据文本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策略,可以在译文中成功传递原文的真实意图。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意象·语势:庞德《神州集》译学观

本文从诗学、译学角度研究《神州集》 ,以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作理论支撑 ,初步探讨《神州集》译学观及其译学意义。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深深影响了庞德《神州集》的翻译。在《神州集》中 ,庞德采取了异化翻译及“内容派生”或“有机形式”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用自由诗译诗 ,以意象、“语势”为尚 ,注重以“形象”、“创新”取“势”。在翻译中 ,模仿汉诗句法 ,打破英文句法 ,释放“语势” ;运用跨行等技巧 ,增强意象视觉性 ,释放“语势” ;创造新的节奏 ,建立新的联系 ,释放“语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