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所作吗?——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基于今本《中庸》一部分内容与《五行》的思想一致,断定今本《中庸》与《五行》都是子思一人的作品.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今本《中庸》的"自明诚"与《五行》的"行"有着明显的不同,今本《中庸》的"自明诚"是由外在的道德行为激发内在的诚,已达内在主体自觉,而《五行》的"行"尚停留在外在道德行为,缺乏内在主体自觉.今本《中庸》与《五行》的这一差异,说明今本《中庸》与《五行》的思想是不同的,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     

刘宓庆翻译美学视域下的《中庸》翻译——基于语句层面

文章以理雅各1885年《中庸》英译本和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刘宓庆先生的翻译关学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审美再现的五大基本要求视角从语句层面对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再现两位译者翻译时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其中的瑕疵,为未来译者翻译出更美的《中庸》译本提供参考.     

谢文洊《中庸切己录》思想内涵析论

谢文洊（1616-1682）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省南丰县人，时人称其“程山先生”。笔者根据谢文洊《中庸切己录》的阐释发现，其试图将程朱的理学观点与孔孟的修养方法融合，且对《中庸》的天人关系、人伦实践，以及慎独思想的内容多有发挥。本文以《中庸切己录》内容为例，析论谢文洊《中庸》思想内涵，分为“天道率性”“切己工夫”和“慎独达德”，三部分进行论述。     

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

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大学》、《中庸》的注释基本上是朱熹写的,较少引用别人的话,因此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诸家说法较多,称为“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论周作人早期“中庸”心态

“中庸”心态,是周作人早期心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周作人最早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大概要算写于一九二六年的《上海气》一文,他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一九二七年写的《谈龙集·谈虎集·序》中又说:“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颇深……”,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荀子与《中庸》

今本《中庸》原为《中庸》、《诚明》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部分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荀子主要接受了《中庸》的思想,而对《诚明》进行了改造。荀子对《中庸》、《诚明》两个部分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相互影响、借鉴、改造的复杂关系。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黄武强一、孔子的中南观念与《申日）有人根据宋代朱来的《中庸章句集注》的回示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的“子思作《中庸》”一语，认为ｔ中庸》是“孔门传投心法”的书，是孔于的战国初期的孙于于思之作．这是错误的。《中庸》里的所谓的“今...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大学》《中庸》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大学》《中庸》强调对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开发和完善.《中庸》所体现的思想表达了中国对日常生活价值呈现的关注.《大学》《中庸》深刻体现了儒家的人文整体主义立场,认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具有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大学》《中庸》也有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方面,而最富争议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对其推扬也应在其限度之内.     

对《藤野先生》的线索质疑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和一些分析《藤野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藤野先生》的线索时,都认为《藤野先生》是以作者自己的“思想变化为线索”的。我觉得《藤野先生》这篇叙事散文,该是以人物(具体地说:是以作者和藤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的。线索,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的脉络。”纵观《藤野先生》全文,确实如文题所示,自始至终写的是藤野先生,即,文章正是用作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这一主要脉络,把表现作者思想和藤野先生的品质,那些材料串连起来的。当然,文章也确有一些地方没写藤野先生,如,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清国留学生”的丑态,表露了作者“对东京失望的情绪”,确     

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主要人物评介

一般人读到金瓶梅这部书的很少,要求对全书故事和主要人物作一简单评介,但这很难写,幸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有一段故事梗概,郑振铎先生《谈金瓶梅词话》中对金瓶梅主角西门庆也写过一段简介,很好。但鲁迅先生所写用文言文,须改写。郑振铎先生写的也须略加修改。我再补写潘金莲和应伯爵,以及吴月娘、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共七人。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