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原罪论：对于圣经原罪叙事的论析

［摘要］罪几乎是基督教的前提性教义，但关于罪至今却无一个能集中概括其本质的界定，这种情形喻示着在该问题上的某种模糊不明的存在。本文由对圣经原罪叙事的分析梳理表明，罪即将上帝之言并进而将上帝律法化；“像上帝一样”的自我崇拜、试探上帝、追逐物质利益和宰制权力是人所以犯罪的三大动机，由相应的蛇的三大诱惑所挑起。该罪为人最原初之罪，故可称为原罪。原罪带来堕落。原罪前人与“存在本身”直接处于“同存在本身的存在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在存在中融汇如一，原罪使人与存在本身相脱离，从而既使人对人、对自然物的关系外在化为功利性的利用关系，亦使人成为本质性、自然性的存在物，遭受必然法则的辖制。由于原罪本身即恶，这使人所知之“善恶”仅仅不过是恶中之善恶，使人堕入律法的牢笼无以解脱。耶稣所受的试探诱惑与亚当夏娃的恰恰相当，启示给人该如何打破律法统治的某种信息。     

论道教美学人格理想

论道教美学人格理想潘显一当人为宗教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宗教之神和上帝形象的时候，最高神和上帝必然集中了真、善、美，必然是宗教美学人格（即神性）理想的最高代表。在西方神学美学中，这种宗教美学人格理想被表述为“真、善、美统一于神”，“美在上帝”，“上帝是美...     

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试比较康德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人性观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了人性中善恶共居的概念,认为人具有向善的禀赋,但同时具有趋恶的倾向.康德特别强调了人故意采纳非道德的准则以追求自利的倾向,并称之为人性的根本恶.康德的人性观与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有相似之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从而具有善良的本性,但由于亚当的堕落,人同时又是罪人.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并且如何行善,成为了康德和基督教教义共同需要回答的问题.康德提出重建人的善良禀赋和培育道德情感的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过错问题.基督教义则认为,通过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解决原罪问题,所以只有神的爱与恩典,才是人向善的终极条件.     

基督教的财富观及其对慈善事业的影响

基督教的慈善活动与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管理人”的财富观认为世上的所有财富都属于上帝，富人只是上帝财富的社会管理人。因此，施舍财物只是替上帝济贫救困。“富人原罪”观把财富与罪恶联系起来，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而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是将自己的财产捐给穷人。基督教的这些财富观，教导人们舍财修德，去恶从善，再加上其“爱人如己”的情怀，使基督徒能超越自我，排除自私，把自己积累的财富捐赠给社会，对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卢梭新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与道德意义

卢梭的新自然主义直接吸收了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要素。对自然的讨论既构成了卢梭的论述策略,也奠定了他“关于真理和美德”的体系的基础。卢梭的自然主义所讨论的自然状态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毋宁是展开其推理的逻辑起点;自然人的提出也不是对人类祖先原貌的还原,而毋宁是对人类个体真实心理的回归。卢梭肯定了自然之善,因而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从而将恶的问题转入道德和政治领域,由人类社会来为人的罪恶负责,把救赎的问题从彼岸拉到尘世。因此,在卢梭那里,对恶的问题的解决,就从基督教意义上通过信奉教义、忠于上帝实现对人的救赎,转为通过遵循自然法则教育人和建构完善的社会制度的方式,来缓解或解决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对立。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论柏拉图“理念”论及其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之影响

在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理念”论是其核心,它充分彰显了古希腊人追问永恒、绝对之终极本体的渴求,尤其是其“两重世界”的划分和“善”的理念之绝对先验性和超越性以及“回忆说”表现出的一种神学倾向,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一拍即合,为基督教中彼岸世界与上帝之“合理”存在和“光照论”提供了思想根基。在一定意义上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核心。     

传统价值取向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以“(?)”统摄“真”与“美”。 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一种“至善”的价值取向。在真、善、美人格三要素中,儒家过于强调了“善”这一要素,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真”(原始儒家没有提出“真”这个概念,他们所讲的“信”和“诚”可以说是与“真”相近的概念,信、诚是指道德上的真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和“美”则被“善”所涵盖和统摄,从而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一种人格设计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已     

奥古斯丁与神学自然法的奠基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创世、原罪、自由意志这几个焦点问题。奥古斯丁借用希腊哲学为这些基本教义提供了理论框架,成为此后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基础。奥古斯丁在自然法之上提出了永恒法的概念,为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划定了前提,并系统论述了"恶法非法"的含义。永恒法根本上是一种宗教道德法则,其终极目的是人死后的得救,而实现途径则是精神生活中秉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法则,正义之根本是符合永恒法的爱的秩序。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

＂仁＂与＂爱＂是儒家和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和中心主题,二者在其渊源、内容、实现途径上有所不同,因此它们是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精神类型。而二者的差异中又存在着相似之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对人类价值和终极目标的深切关怀,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完善自我,达到不朽的道路。因此,对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加以比较认识,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西文明的发展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浅析王夫之的理想人格论

审美化的、和谐自由的人生境界是自古至今人格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王夫之的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人格培育思想的最高成就,他在气一元论的哲学基础上探讨了至真、至善、至美而又和谐自由的理想人生境界,这是其人格培养的终极追求。王夫之的理想人格论启示我们再次思考现代化的终极意义和人类共同的终极价值所在,启示我们思考并提升出一种人类共通的生命意识。     

浅析王夫之的理想人格论

审美化的、和谐自由的人生境界是自古至今人格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王夫之的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人格培育思想的最高成就,他在气一元论的哲学基础上探讨了至真、至善、至美而又和谐自由的理想人生境界,这是其人格培养的终极追求。王夫之的理想人格论启示我们再次思考现代化的终极意义和人类共同的终极价值所在,启示我们思考并提升出一种人类共通的生命意识。     

试论儒家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 ,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 ,其要求和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 ;“忠恕”的道德品格 ;“博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高尚情操和志向 ;“中庸”的气质和风貌 ;“志于道”、“志于仁”的理想和信念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 ,等等。尽管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弱点和缺陷 ,但它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人格模式 ,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今天 ,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型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 ,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儒道自我观的比较

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自我观在自我的本质、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实现理想自我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儒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仁,理想自我的人格特征是“内圣外王”,通过自我修养、自强不息去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道家自我观认为自我的本质是“真”,理想自我人格是“无知”、“无为”“无欲”,通过“虚”、“静”、“齐物”等方式来实现理想人格。两种文化的自我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