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选择——基于权力结构的理论剖析

权力结构是从资源到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因素，社会主体的资源配置偏好和社会制度的赋存状态共同决定了经济博弈过程中各主体间的权力结构。由生产性分配权力、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和权力倾向性系数构成的权力函数证明，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对等是实现参与人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从长期分配过程看，倾向性系数决定社会主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一旦差距超出可容忍范围，资源短缺方便可能采取极端分配方式，继而造成产出效率损失和社会秩序失控。因此，制度的顶层设计应在保证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生产性分配权重调动更多社会主体通过生产投入提高个人收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对“诸侯经济”的分析与思考

一、“诸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区域性障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是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为主线,循着重新构造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进行的。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散,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权力主体和区域利益主体的地位和     

论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

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都属于集合范畴 ,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应然状态下 ,公共权力应该为公众谋利益 ;然而 ,在实然状态下 ,常常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情形 ,不但不为公众谋利益 ,反而对公众利益造成巨大侵蚀 ,这与公共权力实质主体是社会公众不相符 ,所以 ,公共权力行使主体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增强自身工作责任感 ,自觉处理好自身身份的二重性关系 ,更多更好地为社会公众谋利益     

论东北经济中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博弈

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振兴东北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 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替代甚至扭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行政权力替代了企业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分解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各权力主体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态博弈。在计划经济重灾区的东北, 权力的下放没有把市场主体培育起来, 却使有些政府部门和个人变成利益主体。所以, 东北要振兴, 必须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整个市场放权, 才能实现市场的各种权力对等,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政司法的正义追求及其实现的伦理思考

行政司法本质中蕴含着丰富的正义价值追求: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正义实现、保证公共权力实施的正义性、保证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为公正诉求提供实现途径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司法正义价值的实现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制度设计上的权力扩张倾向导致制度正义缺失、运行程序的不正义倾向导致不当行政裁决、行政司法主体的不当作为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等。保证行政司法正义价值实现的伦理路径包括:行政司法制度设计应体现正义价值、行政司法权运行程序应符合法定程序、健全行政司法主体道德约束机制等。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社区和谐与旅游发展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配置

社区旅游开发要求理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关系,并使其权利分配实现均衡。而弄清社区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是社区旅游开发的重要环节。制订行之有效的社区旅游伦理规范必将匡正社区旅游多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交易与博弈原则,促进古老社区的内部演化从自为走向理性,并为最终实现社区和谐创造条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

依法治权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关键。只有依法治权,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法治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任务顺利完成,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目标顺利实现。而要真正依法治权,就必须做到:在治的主体上,国家权力机关与非国家权力机关相结合;在治的客体上,治权与治官相结合;在治的环节上,把对权力的获得,对权力的运行的制约、监督与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相结合;在治的方式上,监督与制约相结合。     

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的构建

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 ,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 ,公共部门亦必须承担与公共权力相应的公共责任 ,以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公共责任的构建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必须建立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信念 (主观责任 ) ,积极地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 (客观责任 ) ,否则 ,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消极责任 )。“公属”和“私掌”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公共权力既有“行善”又有“作恶”的可能 ,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其公共性 ,转而去追求行使主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 ,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与约束 ,这样才能确保公共责任的实现     

试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是两个利益不同的主体。前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产销商品和劳务来取得利益;后者追求满足的最大化,以消费商品和劳务来取得利益。由于市场交易的复杂性,两者之间存在利益的对立。现实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是利益对立的必然结果。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消费者利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消费者权益是权力和利益的合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确立消费者应有的权力,是其经济利益保障的根本前提。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力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确认和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力,目的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论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利益和谐的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共权力必须努力解决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构建一个均衡的利益格局.政府作为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主体,应该充分运用公共权力赋予的公共权威的角色,努力协调并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合理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营建高效的社会矛盾疏导系统,建立敏锐的社会预警机制.     

公民参与；幸福表达的权利之维

我国是坚持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公民和主权所有者的二元身份,人民既是政策执行的客体,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保证人民参与事关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实现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人民的参与权与幸福感的认知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为了保障这一权力的实现和权利的表达需要政府担负起更多责任,在开放对社会行为的容忍度的同时抓紧制度建设和整改,在教育的源头加强公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保障与鼓舞公民参与。     

城市治理多元化及利益均衡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环境日益复杂,政府在处理城市事物上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同时城市其他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谈判力却在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变革的本质是城市主体间博弈均衡和利益关系协调的过程。要构建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影响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利益最大的功效是其激励功能,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首先要培育城市主体利益确认机制,其次要建立城市主体利益规范机制。而规范政府权力是实现各方博弈均衡与治理多元化的关键。     

论利益与政治之基本关系

利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中实现其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实现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竞争性与协调性、独立性与依赖性相结合的规律性.政治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为了利益而以政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活动及其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其根源是利益,实质是阶级关系,核心是政权,活动是科学和艺术.经济关系体现并制约利益关系.利益决定政治的产生、性质、变化、活动方式和内外政策.政治对利益具有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权、政治关系的变革、政治路线、政策和策略、政治工作对实现利益有巨大的保证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多元利益均衡关系论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引发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且出现利益失衡、利益博弈不公平、资源占有与分配失衡、话语表达权利不平等现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多元利益均衡,因为多元利益均衡可以推动国家治理的整体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加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法治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建构多元利益均衡,要求增强治理主体的调控能力,规范治理主体权力权限,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平台.     

企业控制权本质探讨

权力是在特定约束下实现个人或组织意志的能力,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的控制,资源控制权是权力的核心。企业控制权本质上是企业参与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投入企业合作资源的控制权集合,是所有权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利益博弈时代的制度化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利益表达和博弈已经是一种客观现实,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由贫富差异而导致的权力与利益失衡,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社会缺乏对权力约制和利益协调的法律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发展,有规则的利益博弈是促进和谐利益关系的保证。利益博弈的规则化,实际上就是利益均衡的制度化选择过程。无论利益表达与博弈,还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都必须以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为基本前提。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及其对人大监督理论构建的价值

客体是与主体相对应、相依存的范畴,在哲学、法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有视角各异的主体、客体范畴,唯有人大监督论域只有主体范畴而缺失客体范畴,这显然是违背一般的理论逻辑的,为此必须建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人大监督客体并不等同于监督对象,而是人大监督主体和对象共同指向的目标即公共权力。将人大监督的客体确定为公共权力的依据在于人大监督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是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保证公共权力合法有效地行使,保障人民的权益,人大监督实质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去监督、制约另一种公共权力。确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对构建人大监督理论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