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开元俭相卢怀慎

卢怀慎,唐朝滑州(今滑县)人,进士出身,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御史台中丞、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同紫薇黄门平章事等。卢怀慎生活在武后～玄宗年间,经历了武后末期、中宗韦后、睿宗三朝的时局动乱,执政于政治清明的开元盛世。此间,他上言直谏,评论时政,力主改革吏治;举贤让能、秉公执法,抑权贵,有政声。特别是他虽贵为宰相,不恃权势,不营产业,不尚浮华,为官一生,死无留储的廉洁士风,素为士人敬重。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谢景温诬奏苏轼“贩私”的原因探析

本文就御史谢景温诬奏苏轼“贩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指出这一风波蕴含着政治因素 ,即王安石及其亲信谢景温欲通过诬奏手段 ,阻止苏轼出任谏官要职     

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

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巡视地方,检查和督促地方官吏工作的制度,在自战国迄明清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政治中发挥过极大的效用,其中以汉、唐、明时期尤为突出,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明朝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不久便已派御史到地方巡察。按《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①但当时毕竟是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所以仅仅是沿袭我国自汉唐以来造官巡察地方的旧例,还未成为正式制度。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津开始对全国的官制进行全面调整。罢御史台,十…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的审美生成

唐代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可以从下述3方面论述：（一）御史活动与公案传奇故事的生成。唐代御史的监察、断案活动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二）御史＂精察＂思维与公案传奇＂变故＂叙述的生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变故＂形成的,而御史断案中的＂精察＂正有助于公案传奇的变故叙事,形成富有＂突转＂性、惊奇美的叙事张力。（三）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与公案传奇价值取向的生成。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御史文学家＂寓意于事＂＂、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公案传奇独特的价值取向。总之,唐代御史经由特定职事活动所形成的传奇事迹、思维方式和伦理取向,成为公案传奇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唐代公案传奇的鲜明特征。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论张说与宇文融之争

张说与宇文融之争是唐玄宗时期政争的一桩重要公案.这两个人都深受玄宗的信任和赏识,分别主持了兵制改革、检括田户等重要工作,因此,深入探究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玄宗的态度,对于了解开元中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是很有助益的. 张说和宇文融都是在开元九年(721)出任要职.这年正月,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向玄宗提出检查色役伪滥、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等三项建议,其核心问题是检括逃户.     

台谏与宋代改革

宋代真正称得起改革的,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御史和谏官在这两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台谏与宋代改革的关系,略抒管见。 台谏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台谏有不解之缘,从新政首领范仲淹的上台到新政的彻底失败,无不与台谏密切相关。     

论高丽朝对唐代御史制度的接受与变异

在朝鲜半岛贵族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下,被移植而来的唐代御史制度逐渐发生了全方位变异：御史由王权的耳目与爪牙向制约王权的方向演化,出现了谏官化、贵族化的现象。这使御史们取得了复请权、驳执权、署经权、进谏权、论政权等以制约王权为主的权力。御史的贵族化,使世系与道德成为他们监察权针对的主要事项。与此相应,高丽朝御史台的司法权比唐代有了极大扩展,不仅将侵害纲常及性犯罪列入专属管辖,而且拥有包括接受诉状、侦察、逮捕、审判与执行在内的完整司法权。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则天朝监察权高于相权

武则天恐怖统治时期,把监察机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御央台之权远远高于三省.宰相已没有任何权力来和武则天对抗.这是武则天恐怖政治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条记载,酷吏侯思止因告恒州刺史裴贞与舒王元名谋反,被升为游击将军,但侯思止却要求御史之职,武则天问侯思止,“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听后极为高兴,随即授侯思止朝散大夫,侍御史之职。由侯思止求为御史,可以看出,在酷吏心中,御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中国古代御史系统独立性失效的经济学分析

监督机关独立于被监督对象是监督有效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御史制度有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古代御史制度在自身独立性建设方面有着系统的制度安排,可资借鉴.另一方面,古代御史制度从根本上并未独立于行政系统,究其原因,可以说与中央集权体制自身的性质有关.利用制度经济学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结论.     

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辨正

清代承继前朝诸代遗风,创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吏制度。然而,其选任制度,虽然以科目考试为取士主途,严格监考,不容幸进,但考试方式和内容则在一定意义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监察制度,虽有详备的法典规章供官吏遵守、御史监察,但由于缺乏保障措施,御史往往不愿或不敢履行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形同虚设;其奖惩制度,虽说对功臣义民皆有褒奖,但由于皇权至上、喜赏怒罚,则影响了奖惩制度乃至整个官吏制度的合理实施。对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进行辨正厘析,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述考

本文刊布了作者在清档及未刊稿本中,搜集整理的康有为于甲午战争后至戊戌变法之前,代御史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草拟的七个重要条陈,并考证条陈内容以及呈递过程。指出在清代历史上,为他人捉刀草拟章奏者,并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大量地为他人草拟奏疏,却是十分罕见的,堪称是康氏的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