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论诗作中的传统诗词文化

对待中国传统诗词文化,朱湘是一个客观平和的诗人。在诗论中对传统诗词文化的推崇及在自己的大量诗作中对传统诗词文化的融解,是朱湘的独特之处。     

重释“尽拾灵均怨句新”——论陆游与屈原的关系及陆诗“怨”的特点

杨万里评价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历来被解释为陆游诗风似杜甫而爱国思想近屈原，这实际是一种误解。结合陆游本人和他的时代、他的环境对屈原和杜甫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把陆游的诗歌放在当时的诗坛上进行比较考察，会得到与传统的解释恰好相反的结论：陆游命运和思想接近杜甫，而诗风接近屈原。陆游与屈原诗歌的共性，在于善“怨”。陆游善于选取具有感伤色彩的素材并在诗中突出其感伤内涵，使诗歌呈现感伤风格。而这一特点在两宋诗坛是一种新异的存在。     

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既是辞赋文体的奠基者,又是诗歌新形式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李商隐与屈原悲剧比较论

李商隐通过撷取屈赋文句和楚辞视野表达对屈原悲剧性的理解与认同,行似折射神合与“端午·楚地”的时空交点产生的历史机缘使二人悲剧感得以贯通,但在文本书写和情意表达上又有不同,包括娱忧与饮酒文字、惯性感伤与诗歌转折结构、抑郁排遣与幻境描写、仕隐二重心态以及取象、造境、诗歌样式等方面的差异,显示出不同的悲剧形态:屈原是崇高的壮美,李商隐是哀婉的秀美。差异的成因包括地位悬殊、宗教影响、最后的结局、后人的接受态度以及生命力感的刚韧之别。     

独立高洁人格的精神归属与香草美人传统的文学认同——论陶渊明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研究者对陶渊明与《诗经》的关系论述颇多,而对于陶渊明与屈原及《楚辞》的关系则涉及较少。事实上,陶渊明与屈原的文学创作存在着明显的渊源与承传关系。坎坷的身世经历与孤独的情感体验,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相同追求,怀才不遇的社会现实,这些共同的经历使得陶渊明对屈原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同,并且有意识地学习、借鉴屈原诗歌的浪漫风格和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在此基础上,又能够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     

从《天问》看屈原的怀疑精神

屈原的《天问》对"天帝"本身的存在与否的系统诘问显现出鲜明的"天命怀疑论"思想,表现出屈原不囿于传统观念、敢于怀疑权威、勇于探索的精神。《天问》堪称先秦破除旧文化思想束缚的战斗诗篇,具有超越历史性的价值,对其正确品评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进步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鼓舞现代人大胆破除旧文化禁锢,挣脱各种精神桎梏,放手从事改革。怀疑无论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还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试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柳宗元深受屈原的影响。屈原的辞赋是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学习和借鉴的范本,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柳宗元政治上孜孜以求的目标,屈原的学术思想是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屈原的执著意识是柳宗元坚持操守、不入流俗的精神支柱。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屈骚精神与中国山水诗的审美情感

中国山水诗的历史蕴涵深刻而丰厚。在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领域中，人们注重诗情的提炼与铸造，赋予客观山水以丰富的生命情调和审美品格，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寄托着诗人拯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自我的进取精神，也表达出壮志难酬的幽愤与感伤。这一充盈的诗性意趣与人生境界，与屈骚精神的习得与弘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传承性。诗人们在进行山水诗创作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熔铸屈骚精神及自身的生活感受，力求创变，从而形成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风范。     

屈大均集外诗文考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是目前所见收录屈大均作品最完备的集子,但仍有遗漏。现将从别集、总集、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搜采得来的若干集外作品刊布,凡诗7首、文4篇,并对部分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史实加以相应的说明和考证。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从“女神”形象看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李贺以其仙鬼题材的诗作闻名于世,并被认为是有唐一代最得屈原之风的诗人之一,原因在于他的诗在屈原浪漫想象的基础上增添了恢诡谲怪的色彩,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李贺仙鬼诗中的"女神"形象,与屈原辞中的"女神"形象亦存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且反映两人生命意识的联系与发展。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庄子》与屈骚意象比较

《庄子》和屈骚都以繁多的意象著称，大量的意象形成意象群。总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一者不避恶俗，一者尊崇高贵；一者以天然为美，通过“道”连结在一起；一者以修饰为“美”，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一者以主观创造者居多，一者多是楚文化的产物。这些区别是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价值体系和创作心态等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