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大于理念的选择--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产生过程解析

随着自卫队海外派遣的日益频繁和"改宪"政治日程的启动,日本急欲恢复战后宪法第九条禁止的不保持军队和国家交战权的目的已昭然若揭.日本此番举动,固然有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根源则在日本历史深层.实际上,宪法第九条只是历史虚像,从来就没有成为战后日本的政治基石.日本统治阶级在战后初期接受第九条是策略大于理念的选择,是日本在战败的历史条件下,被迫签署的"对外条约",维护天皇制的政治"苦肉计",回避冷战锋芒的策略手段.     

日本宪法第九条与废除战争之路

<不战公约>、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币原喜重郎的和平思想、麦克阿瑟的作用等影响日本宪法和平思想的历史因素构成了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思想背景.以此为基础,分析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以及宪法条文中的"废除战争"与"放弃战争"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废除战争是目标,日本为此目标而率先放弃战争.批判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实质上扩充军备的矛盾做法.最后,研究市民防卫论、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行性、以及跨国民间合作网络的形成等问题,为废除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根据.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力依托 ,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 ,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等因素 ,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试论鸠山内阁的外交战略调整——兼论“宪法改定”问题

本文以中日美实力的消长为背景，以鸠山内阁组阁以来的外交战略为研究线索，论述了鸠山内阁上台以来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其中，日美关系被鸠山内阁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日关关系”。其实质是以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为参照，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借此定位以图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日本民主党对中国战略的调整，则从自民党传统的借美抑华，变为主要依赖构筑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日本的安全。而修改宪法，则成为未来中日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日本海洋战略与日美同盟发展趋势研究

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实现海洋战略的方式是采取以日、美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展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成为海洋大国。这对未来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洋国家权以及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产生诸多影响。     

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主义与国家主义——一个政治学的考察

改宪论特有的思考方式封闭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所具有的可能性。日本国宪法与国家主义并不是无缘的；但是，日本国宪法所设想的国家主义与改宪派的军事性、封闭性的一国国家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它隐藏着通往各国和平共存的方向和开拓人类未来的丰富的可能性：日本国宪法第9条无论是在表示没有“战力”的主权国家的可能性这一点上，还是在表示开拓普遍性的国家主义的可能性这一点上，正在越来越显示其在人类史上的意义；埋葬具有这一意义的宪法第9条，无疑是自我放弃了日本国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少数价值之一.     

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抉择——《众议院宪法调查会中间报告书》评析

21世纪的日本将走向何方 ?日本宪政体制乃至整个政治变化的本质是什么 ?针对这一国家发展道路上带有根本性质问题的讨论 ,正在国会这个“行使国权的最高机关”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场涉及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深刻辩论 ,宛如一块鉴别不同党派政治家立场观点的试金石 ,让人们清楚地观察到 ,尽管同为当代日本社会中的政治家 ,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行为却判若云泥。在刚刚出台的《众议院宪法调查会中间报告书》中修改宪法的观点占了上风 ,尽管报告书在形式上采取了客观罗列各种意见的方式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修宪正在从政见争议走向政治实践。     

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与昭和天皇的态度

二战爆发后,德国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野心。对南进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昭和天皇也开始转向支持缔结三国同盟,幻想搭上德国的便车,实现对亚太全境的控制。在昭和天皇的主导下,日本迈出了南进步伐,并缔结了三国同盟,最终走向了日美战争。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全面调整--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

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最近向小泉提交了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答询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日本 2 1世纪的“统合安全保障战略” ,通过采取日本自身的努力、与盟国和国际社会的合作等综合性手段 ,实现“保卫日本”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两大战略目标。并提出 ,要改变“基础防卫力量构想” ,建设一支多机能而有弹性的防卫力量 ,使其能灵活、迅速、有效地对付各种新型威胁 ,在确保日本安全的同时 ,使日本自卫队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增添筹码。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的美国霸权主义理论——评新美国安全中心及其东北亚战略设计

拥有浓厚军事背景的美国思想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以亚太地区为研究重点,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更新“全球公域”理论,鼓动美国应更新和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此来应对中国,重构东北亚新安全秩序。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鼓吹将加速美国围堵中国的步伐,扰乱亚太安全。     

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

2011年11月11日日本宣布参加TPP谈判。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的政策宣言、意见评估、研究报告等文献以及主流学者和意见领袖的言论表明,围绕参加TPP谈判日本国内存在利益之争、方向之争和路径之争。利益之争和方向之争涉及三大焦点问题,即如何权衡巩固日美同盟、构筑亚太伙伴关系网络与开展东亚外交的关系,在顺应深度一体化的地区主义发展趋势、参与制定地区治理规则中是否有可能面临被动参与的巨大制度成本,以及加入TPP对于突破农业等领域的国内改革瓶颈、迈出平成开国的实质性步伐的利弊得失。路径之争贯穿于方向之争和利益之争的始终,核心在于争论本身如何才能获得最广大社会群体的支持和认同,实现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

源于美军全球部署调整的驻日美军“再编”协商,经过日美双方三年多的磋商,终于在2006年5月初签订了“最终协议”,正式确定了驻日美军及有关自卫队的重新部署的日程与计划。这一过程透射出,日本正在谋求借此“再编”之机积极调整其自身的安全战略,谋求军事崛起和政治大国化的资本。从结果看,“再编”将给亚太安全格局增加不稳定因素。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

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和正常国家之目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内政上的修宪战略双管齐下,相互呼应。随着新的日美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本修宪战略的总体框架浮出水面:一是制定《国民投票法》确立修宪程序,二是设置宪法审查会推动修宪的实施。日美近两次共同声明与日本修宪进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逻辑联系。随着日美同盟的深化,修宪战略的逐步展开,日本宪法的修改恐怕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