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句释意之再商榷

彭泽陶同志在《就〈归去来兮辞〉两个“归去来兮”的解释答复叶晨晖同志》(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三十七页)一文中认为我是受了《古文观止》注的影响,“擅自把‘归去’改为‘归隐’。”我希望彭泽陶同志再看一下我那篇小文,我是将“归”解释为“归隐”的意思,并无妄改古人之著作。“归”能否解为“归     

一条微博引发的方言存废之争

87年前,鲁迅在杂文《论“他妈的!”》中写道：“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答《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我和周烽同志的拙作《从‘斯’字看论语》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六期后,该刊编辑部转来杨剑桥同志《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杨文)。杨文否定了我们所肯定的‘斯’字应当是动词,作分析之义解的论断,论据有四点,兹一一答复如下: 杨文第一个论据:“《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说文》确实探究的是字的本义,然而先秦的字义实际上就是词义。张世禄先生写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5页上说:“‘字’是和‘词’紧密联系的。我们阅读任何作品,必须坚持‘字不离词’的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论校勘与句读

一古书经过金石竹简缣纸的变迁,又因数千年之传抄翻刻,讹误漏阙,势所难免。刘向《别录》云:“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抱朴子》云:“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古书既然有因为传抄翻刻带来的错误,校勘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俞樾《札迻序》啊云:“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俞樾指出了校勘的重要性。要想搞清古书的旨趣,必得搞清古书的句     

“同志”,等你回归

“‘同志’这个词怎么就成了特指同性恋了?”2014年7月的一天,76岁的张光荣对记者抱怨说,前些天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网恋“同志”开房,乘机盗窃被判刑》.看了文章才知道,文章里的同志指的是同性恋.“我希望报社能呼吁一下,别乱用‘同志’这个词!”张光荣又气愤又悲哀,“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拿‘同志’代称同性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同志’就变成同性恋了?”在张光荣看来,“同志”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这样用真是让人气愤.”     

辞书编纂中的训诂问题——从《简明古汉语字典》谈起

词有概括义和具体义。训诂释义与辞书的释义有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训诂解释的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词所显示的具体意义,而“词典”所解释的却是从词的具体义中抽象出来的概括义。如《说文·支部》“彻,通也。”段注:“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王钧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先秦儒家的“修己”思想，指出：“从孔子提出‘修己’思想，到孟子作《尽心》篇以强调‘修心’，再到苟子著《修身》篇以强调‘修心’，最后到《大学》作者以无党无偏的‘正心、修身’说综合了孟苟两家...     

词义札记

嚇《庄子·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耶!”四十年代,有人批评1936年版《辞海》给“嚇”立“惊恐”义不该引《庄子·秋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嚇我耶”作为书证。说:“《庄子》里的‘嚇’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怒其声’,也就是一个拟声字。‘嚇’就是拿这种声音来对待我,也就是以为我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论传记文学

中国人谈到传记,首先总得提出二十四史,——特别是前四史当中的《史记》。我把这部《史记》彻头彻尾的读了,这才知道作者原来的目的,是把它作为经书的一部分,是《春秋》的扩大和发展。因此《汉书经笈志》把它列入春秋家,作为‘儒家者流’的一部书。在写作方面,它运用了所谓“互见法”,例如在刘邦的记载中,从正面看,他是一个“宽大长者”,可是从侧面看,他既不宽大,也不是长者;在项羽的记载中,从正面看,他是“僄悍猾贼”,可是从侧面看“僄悍”可能有一些,‘猾贼’却说不上。所以要认识这两人的面貌,我们还必须从其他有关篇章看,不能停留在一篇作品上。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杜诗“便下襄阳”的“下”字解

<正> 近读廖仲安先生的《反刍集·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附注说:“近年,我读李白的《长干行》‘早晚下三巴’一句,才注意到这个‘下三巴’不是‘到三巴’、‘往三巴’,而是‘离三巴’,因而联想到杜甫这句诗中的‘下襄阳’,也未必是‘到襄阳’或‘往襄阳’,而可能是‘离襄阳’”。我以为:廖先生的解释既     

从《动物凶猛》看顽主之“来历”

从《动物凶猛》看顽主之“来历”姚晓雷一、从“来历”看顽主群像之心理顽症“我知道我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红尘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①。王朔作品，主人公一开始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表白。近几年王朔的确贡献给人们一群“卓尔不群”的形...     

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     

从为“牛奶路”翻案所想到的——小议文学作品中一个现象的翻译

自从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先生“无端地‘牛’了一下”,将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以来,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近,董乐山同志在题为《文化断层与错位》(《读书》月刊1984年第九期)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为“牛奶路”翻案的问题.董文指出,“赵景深先生的缺点是没有弄清楚这‘奶’究竟是人奶,是仙奶,还是牛奶,就贸然译为‘牛奶’.要是当初他译为‘仙奶路’,或者为保险起见,留个后路,含混地译为‘奶路’,我看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否则,如果译为‘银河’,就无法解释朱庇特率领众神从何取道返回天宫的了,除非是坐船?”董文认为,“有一点是明白的,中国叫‘银河’的东西,在西方叫     

“然”作叹词说

“然”可作叹词,本应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马氏文通》在“叹字”这一节提出“《书》之‘都’‘俞’,《礼》之‘唯’、‘俞’、‘然’、‘诺’,并是应答之声”①以     

这个句子不该判为“病句”

本刊总第四期《报刊病句选析》一文,总的来说对读者是颇有教益的,但对其中一个例句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那个例句是:“他们的嘴就是法律,随心所欲,在教育战线为非作歹,干尽坏事.”(《人民教育》1978年第一期)作者说:“这句话主语应为‘他们’,原句的主语却成了‘嘴’,后半句成了‘嘴’“为非作歹”,‘嘴’‘干尽坏事’,显然是不通的.多了一个‘的’字,致使应该作为原句主语的‘他们’成了定语.原句应去掉‘的’字,让‘他们’作主语.”这样分析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汉语的使用原则是经济好懂.这种句式比较简练,给人有一气呵成的感觉,而且读者一看就明白,我们就应该大齐“绿灯”.吕叔湘、朱德熙两同志合著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