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后扶贫时代社会救助政策的调适

贫困治理阶段性变迁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不断调适的过程。迈入后扶贫时代,治理主动性的冲突、治理助力的削弱、治理失灵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在面对后扶贫时代的四重转变即扶贫向防贫的转变、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物质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农村为主向城乡协同的转变时,当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就会表现出四大不适即功能不适、标准不适、需求不适、城乡不适。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适来增强社会救助的政策弹性,将"安全网"变为"助跳网"。在顺应后扶贫时代转变的基础上,增强社会救政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的效能。     

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基本问题论纲

农村社区微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它立足村庄的视角研究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力图建构以"微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为此,在对农村社区微治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资源、 框架、 内容三个方面探讨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范式的建构.最后提出了该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预期,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宏观治理只有通过微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造福民众的观点.     

扶贫扶心: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探索——基于云南X县的调研和实践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只有靠教育,才能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暴力、学校欺凌、情感缺失等等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体现的非常明显。扶贫先扶志,要让贫困群众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这是战胜贫困的动力;扶贫要扶智,要通过知识使贫困群众摆脱愚昧和落后,这是战胜贫困的本领;扶贫也要扶心,要通过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使青少年的生活中充满阳光,这是他们战胜贫困的心理支持!在扶贫"扶志+扶智"的方程式中,加入一个"心"元素,用"扶心"为孩子们的成长注阳光,探索一条适合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促进山区扶贫开发——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全面建成小康,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关键在山区贫困农民。本文从金融扶贫的角度提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扶贫环境、发展农村融资组织、开发扶贫金融产品、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创新扶贫融资方式等措施加快山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减贫的政策演进、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百年努力取得了减贫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农村减贫经历了废除封建生产关系缓解贫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救济式扶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摆脱贫困、专项减贫计划下的消除区域性贫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下的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阶段转换,不同阶段的减贫政策依据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进行了适时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消除农村贫困当作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调整农村减贫政策;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最大程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加强减贫的国际合作,共享先进减贫理念和经验.我国减贫的成功,引领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构——基于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实践

杭州要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必须正确认识和治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杭州在运行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或者效率缺失;对相对贫困的认知不足,现有帮扶方式的范围和水平有限,没有真正解决多维贫困;贫困管理在整体性、层级联动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创新力度还不够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方位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体系和机制：完善顶层制度机制设计,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保障体系和机制,理顺和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以打造科学领导的宏观长效机制,形成政府层面统筹和引领效应;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健全和完善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建设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和大数据信息库平台,以打造相对贫困治理专业团队和平台。唯有全方位统筹和联动,相对贫困才能有效解决,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贫困问题的国际测量方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0年后中国贫困问题将发生转型,相对贫困群体成为扶贫实践的主体。国际上对其测量方法主要分为收入测量和非收入测量两大类。前者以收入为基准,辅之等值量表确定家庭规模,采用绝对值或比例值计算,如世界银行高标准贫困线与社会贫困线、经合组织和欧盟相对贫困线、澳大利亚亨德森贫困线和新加坡收入位置法测量等;后者则将群体需求指标化,更关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以A-F多维贫困计数法为代表。相形之下,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现状,城市采用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农村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根据家庭成员结构划分家庭类型,制定扶持政策;细化转移性收入统计,将政策性转移收入单独列出;提升贫困测量结果应用范围,实现与扶贫政策设计的紧密结合。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情感培育的执行风险和运作理路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蕴含的情感培育因素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但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深入,情感培育面临治理价值脱嵌、治理体制失范、治理主体力绌等困境,产生了情感泛化、异化、弱化等执行风险,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治理效能难以达到应然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规则体系,不仅具有制度规范的刚性,还具有积极的情感能量,能够形成为民执政、正向渲染、高效动员的社会治理效能。治理主体应当从情感驾驭、情感建设、情感运用三个维度着力,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治理效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