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事记的由来、作用和标准

一、大事记的由来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大事的一种方法,是我国古老史书的一种传统形式。地方志的大事记,是从史书中脱胎而来的,它本属史体,而为志体所吸收,融合到志体中,成为志书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史书,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都是编年纪事,按照年、月、日记载历史。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创立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记载历史。但其中的“本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放弃反蒋口号的时间新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是什么时候放弃反蒋口号的?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高校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和很多党史教材都认为,1936年5月5日,红军东渡抗日受阻后发表的“五五通电”是我党放弃反蒋口号的开始,甚至认为五五通电是我党放弃反蒋口号转而执行逼蒋抗日新政策的开始。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很值得商榷的。五五通电措词温和,没有对蒋介石破坏抗日阻止红军东渡的行动作激烈的抨击。更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一部文化史、学术史,其中《集部》则是一部叙录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其大小序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提纲。《集部总序》讲《四库全书》集部分为五类的原因,认为集部的别出,是汉代文词自觉的结果,文词的自觉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楚辞类序》对《楚辞》别出一类的原因从传统和形式上作了分析,但未能像《隋志》那样从思想内容上阐述其独特的风格和别列的原因。《总集序》讲总集的源头和分类,它提出的《诗经》是集部之祖的观点,是对经学传统观的挑战。《诗文评序》把诗文评著作分成五类,并对各类的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对“诗文评”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嬗变作了说明,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     

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

诗话类著作产生于宋代,在袁本《郡斋读书志》中,诗话被著录于小说类中间,显示出其"话"的小说特点,至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将其移置小说类之末,说明编者已注意到诗话著作与小说的区别。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将诗话移置文史类,确立了其文学评论的属性,尤袤《遂初堂书目》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同。《宋史·艺文志》则将诗话类著作分置小说类与文史类,引起后人对于诗话多种属性的讨论。查其实际,是《宋史·艺文志》因于《中兴国史艺文志》,后者采用了两种著录标准,揭示出诗话与小说的驳杂联系,也表现出宋人对于诗话属性的探讨与质疑。     

新见仇昌祚《西游记序》考论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孤本文献仇昌祚《漪园集》一部,其中有《西游记序》一篇,为诸多《西游记》资料汇编著作所不载,亦未见其他论著征引。该文约作于清康熙间,所序者为闽斋堂刻本,序文部分明显延续了明代以心学释《西游记》的传统,将取经故事视为由放心到收心、由作魔到灭魔的过程,而窾言部分则体现出偏向原儒的倾向。该序对《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亦颇有见解,还对闽斋堂本《西游记》的传播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说诗千家语 管锥透纸背——《管锥编·毛诗正义》学习札记

敏泽先生在《〈管锥编论文集〉序》中说:“如果说钱钟书先生以往著作的渊博和精深早己为世人所惊羡和折服的话,那么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今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问世,就更加使人神往目炫,叹为观止了。”《管锥编》是钱先生毕生治学的集大成之作,     

《春秋》 是实录吗? ——朱子以史视 《春秋》 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 《春秋》 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 《春秋》 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 《春秋》 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 程端学主张 《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 《春秋》 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 《春秋》 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王世贞《凤洲笔记》献疑

《凤洲笔记》虽名为"笔记"实为王世贞早年诗文之"削稿",即弃稿。此书有三种版本,书中内容在后来王世贞所编刻的《弇州四部稿》等书中多有收录,但部分作品已做较大修改,然而此书的刊印是否为王世贞所知?颇令人费解。此外,此书编校者黃美中的籍贯也令人生疑,原因是在明代可查出"江夏"、"海虞"、"南靖"三个黃美中,那么编校此书者应为哪一个?《凤洲笔记》卷五收有《南丰先生集序》一文,该文与王世贞后来的思想差异较大,那么此文是否为王世贞所撰?目前《凤洲笔记》令人生疑之处尚多,但不可否认其仍是了解王世贞早年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