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区域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一直被认为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文章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海外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差异对高管团队海外背景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包括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及研发效率。结果显示,尽管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整体上激发了更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也导致了一定的创新效率损失。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差异均会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在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方面的表现。     

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

为研究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三者的关系,以资源基础、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运用泊松、负二项、Zip和Zinb等四个模型,对2006-2015年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之间呈U型动态关系,具有激励与侵占双重效应,而在创新活动产出方面,上市企业控股股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影响主要表现为侵占效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这种掠夺效应会更显著,进而导致创新效率下降;(2)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均表现出侵占效应,然而与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对技术创新活动更具抑制效应.显然,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有促进作用.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强度

基于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沪深两市2013-2015年间2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606个高管团队为样本数据,考察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内在认知机制,是对现有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加契合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参考。     

外资研发对东道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分析:上海经验

本文以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为考察对象,从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比较的视角检验外资研发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资研发的直接效应非常明显,与上海生产总值、研发投入水平和新产品销售比例的变动具有正向效应.外资研发的间接效应较弱,其中外资研发费用对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比较明显,外资研发人力资源有抑制本地企业技术人力的倾向.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型研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内涵，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技术创新模型的设计和验证可以为我国企业进一步扩展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提供理论支持。技术创新模型由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生产创新四要素构成。同时，因子分析可以为理论模型提供检验，从而提高理论模型的应用价值。     

高管团队组合效应的多阶段递推识别:模型与分析

文章将决策者个人有限理性的概念拓展到团队场合,并归纳整理了影响高管团队(TMT)有限理性的三类屏蔽效应.在归纳高管团队属性效应理论研究(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企业战略行为分析的高管团队组合效应的多阶段递推识别问题.以我国现阶段企业的专用性投资行为为分析对象,通过多阶段递推识别分析归纳出导致我国企业专用性投资弱化的典型TMT属性特征和相应的情境特征.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异质性与技术创新

基于微观主体的视角,以中国高新技术行业375家大型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考察了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信贷对企业的债务治理效应越佳,产权属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减弱;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使资本流向具有投资价值的创新项目,弱化经营年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我国大企业的战略选择:走创新型企业扩张道路--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思考

我国大企业要走创新型企业扩张道路,就要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创新,不仅关系到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也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关注企业扩张与企业创新效应;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企业扩张与企业规模扩大,才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型企业扩张的道路.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的影响研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和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双重背景下,选取2012—2020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薪酬同群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来促进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由经济后果分析可知,高管薪酬同群效应通过提高企业价值和降低企业风险来促进企业发展。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海外智力流入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 10 个教育发达国家流入中国的高素质人才数和中国 30 个省市 2001—2015 年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海外智力流入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扩散路径。 结果表明:海外智力流入对中国技术创新的 作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外籍人才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比海归的作用显著。 海外智力流入主要通过增 值的人力资本、智力投资激励和人才关系网络等三条路径实现技术溢出。 在分区样本分析中,海外智力 流入对西部技术创新作用更显著,而在东部和中部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自我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作 用十分显著,且创新产出弹性最大。 因此,中国要继续扩大科技、文化和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海 外智力流入,特别引导人才流入西部地区。     

高管团队国际化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兼论信任文化的影响

企业“漂绿”行为的蔓延与扩散已成为我国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障碍，亟需从企业决策者角度寻求解决之道。聚焦高管团队国际化，实证检验了组建具有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能否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国际化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而且信任文化增强了国际化的绿色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国际化有利于降低管理层短视、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作用于“漂绿”;在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外籍高管越多、企业为非国有性质、董事长或者CEO为外籍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国际化对“漂绿”的影响越显著。上述结论丰富了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为推动企业“真绿”提供决策参考。     

技术创新对能源生态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

利用非期望SBM模型测度2009—2018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研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重点考察技术创新对能源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其一,黄河中下游地区2009—2018年能源生态效率呈周期性波动变化,技术创新能力呈先减后增的U型趋势,二者基尼系数始终呈"前低后高"分布;其二,能源生态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主要发生在低高(L—H)和低低(L—L)象限,热点区域分布于河南省南部,冷点区域主要位于山西省;其三,技术创新、外商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技术创新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对分区域能源生态效率及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