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新确立了污染环境罪,但并未明确其罪行形式,因此,理论上便存在“双重罪行说”和“过失说”之争.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均不可采信,一方面,如果缺乏法律文理根据,则既不能认为某种犯罪同时包括故意与过失,也不能认为该罪属于过失犯;另一方面,既然成立本罪不以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为必要,也就表明将其理解为过失犯的实质根据并不存在.此外,倘若将本罪理解为过失犯,便会导致过失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成立犯罪而部分故意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却只能宣告无罪的现象,这显然有悖于责任主义原理.质言之,本罪应属故意犯罪.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纵观财产罪法益的发展史,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可谓百家争鸣,但终究莫衷一是。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刑法学界,对其界定不一将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各国学理与司法实务中存在各种争议,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势在必行。反思财产罪法益,借鉴民法占有的事实推定与权利推定理论,将刑法上的占有“拟制为所有”,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把此两者纳入财产罪法益的范围之中,重构新的财产罪法益体系并将其分为三个地位不同的层次予以解析,进而提出“法益抵消原则”,这为一系列侵犯财产罪的疑难问题分类释疑提供新思路。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赌博可恶 赌风要刹——上海市赌博情况的一些调查

赌博,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损人利己不劳而获的不道德行为。解放前,一些地痞流氓社会浪人常利用开设赌场设置骗局,搜刮人民钱财。由于剥削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赌博活动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都受到当政者的保护和默许。据历史资料记载,汪伪时特务卢英开设的六家赌台,六年内受害者就达五十余万人,其中倾家荡产者四千多户,不少人走投无路,跳楼投江。解放后,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保护人民的利     

侵吞不法原因之物研究

不法原因之物能否成为侵占对象关键看是否具备下列条件:(1)不法原因之物是否为无主物;(2)持有人对不法原因之物是否存在代为保管关系;(3)持有人有无非法据为已有之意图和行为.如果是有主物,存在保管关系、有不法所有之意图和行为,受托人之行为符合侵占罪之特征,因而不法原因之物自然就是侵占罪之犯罪对象.即使代为保管用于犯罪的委托物、他人或自己犯罪所得赃物以及违禁物而拒不退还可能导致数罪或罪数形态问题,由于行为最终能否定侵占罪与不法原因之物能否作为侵占罪之犯罪对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也不影响不法原因之物可以作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危险驾驶罪的规范与完善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从行为侵害的法益、行为类型、行为主体等方面进行分析。追逐竞驶行为和醉酒驾驶行为都要考虑行为的公共危险性。醉酒驾驶应考虑情节,而不应一律定罪。危险驾驶罪的罪数形态实质是界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及相关酒驾肇事的立法缺陷,一是醉酒认定标准单一而有失科学和公正;二是只有两种行为类型,造成刑法对同类高风险行为评价失衡;三是罪名归纳与行为类型不统一;四是对酒后驾驶处罚的阶梯档次尚待完善。     

牵连关系不影响定罪处刑——从两起典型案件切入

牵连犯不同于吸收犯。有牵连关系的数罪实质触犯异种罪名,是罪数论中的实质数罪和竞合论中的真正竞合,判决书应当对其宣告数罪。即便承认牵连犯概念、因有牵连关系而对数罪不并罚,也应肯定轻罪主刑最低刑的封锁作用乃至并处轻罪的附加刑。中国学理、实务承认牵连犯概念的做法缺乏充分根据。中国刑法总则不规定牵连犯,因此,只要刑法分则不对有牵连关系的数行为犯罪如何处罚作出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因有牵连关系而对数罪不并罚。     

行政非罪化的理论证成与适用规制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出罪权的“过程性”配置规律、定性与定量性相结合的犯罪认定机制以及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决定了行政非罪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行政非罪化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以及行为欠缺刑罚必要性。原则上,行政非罪化主要适用于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当然,法律明确行政处理前置的案件则可以突破情节轻微的条件限制,并且,在对案件非罪化处置后,行政执法机关还应当给予行为人与其违法行为相当的行政性处罚。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定位研究

对于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理论定位,学者们一直争议不断.产生争议的原因首先是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系;其次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犯罪成立理论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德日法系三段论的犯罪成立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利用犯罪构成理论是完全能够区分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应当内在于犯罪构成之中,其理论地位不应当被质疑和动摇.     

身份犯与亲手犯、不作为犯之比较

英美法系中没有亲手犯的概念,也没有间接正犯的概念.大陆法系中的亲手犯,是指以间接正犯的形式不可能犯的犯罪.身份证意味着行为者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否则不构成身份犯.身份犯与亲手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纯正身份犯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罪,所以关于身份犯与亲手犯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纯正身份犯中探讨.关于纯正身份犯是否都是亲手犯的问题有三种观点:否定说主张纯正身份犯都不是亲手犯;肯定说认为没有刑法身份就不能成立身份犯;折中说认为应区别对待,有时无身份者可以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则该身份犯不是亲手犯.不作为犯与身份犯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不作为犯的行为者具备身份犯之身份之时,此时的不作为犯即是身份犯.     

以“鬼子母揭钵”为例看原生“西游”故事的聚合机制

在"西游"演化史上,"鬼子母"与"西游"故事的牵缠一直没有终止过,然而因其未被百回本《西游记》整合、吸纳,这一故事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从唐代佛典到宋元队戏、南戏、杂剧,以至清代宫廷大戏《升平宝筏》,都清晰可见其向"西游"故事聚合的轨迹。该故事与"西游"故事的两度聚合,第一次发生在唐五代,以"斋僧"为标签,第二次发生在宋元,以"揭钵"为标签,这与鬼子母形象于当时民间的存在形态是相适应的。而在第二次聚合中,它又与铁扇公主故事发生扭结、重叠。鬼子母这一形象的衍变,是我们考察原生"西游"故事向故事主干及彼此间聚合活动时的典型个案。     

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分析

在法律秩序达成官方和民间（国家和社会）两个面向的分析框架下,黄宗智和张静分别从“实践”和“利益分配”的角度提出民间面向上存在的两种解释维度。本文从“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出发,着重探讨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认为在抽象原则上,官方和民间都认同“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公正观念,但在义务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个人义务与家族义务的认同冲突。由此,本文回溯历史,梳理明清以来寡妇财产继承权的变迁,进一步揭示其中所反映的公正观念在官方和民间认同上的一致与冲突,提出在民间这一面向上,“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是以往未注意到的另一解释维度,从而试图对法律秩序的达成加入新的解释维度。     

浅谈"案主自决"原则、影响因素及其在社会工作教学中的运用

"案主自决"是社工在尊重案主的价值和尊严以及确信案主具有能够改变的能力的前提下,提供给案主认识自身潜能的机会,鼓励案主自我做主和自我决定的工作伦理原则。影响"案主自决"的西方文化内核有基督教文化、人道文化和个人主义。影响"案主自决"的东方文化特质有:儒家文化、集体主义、官本位思想。笔者在社会工作教学中,不断强调以案主为中心,帮助案主澄清问题,提升自我信心。     

认知、文化和结构的三重嵌入:草根非营利组织"绿"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为个案运用嵌入性理论对其发展图景进行解读,从结构、认知和文化三个层面讨论嵌入的机制.论文发现,草根非营利组织是嵌入到复杂的结构、文化和认知机制之中,且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促进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以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推行有利于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并将具有回应性的草根组织服务纳入...     

语用学视角下的诗歌解码——以济慈的《秋颂》为例

从语用学角度对诗歌进行解码是帮助我们理解诗歌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的有效手段。文章以济慈的诗《秋颂》为例,探讨了语境、语用主体与诗歌意义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秋颂》不仅颂赞了自然之美,也是一首故土之颂和生命赞美诗。对于语境和语用主体的灵活运用,又使得诗歌拥有了使其艺术之美任意驰骋的空间。     

关于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推行新边境政策的个案研究

印度自1988年开始推行新边境政策，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经济融合的考虑，印度政府于1999年将该政策推行至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该政策的实施重点是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及优先发展贸易和旅游业。由于各种原因，新边境政策在该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公民隐私权利的宪法保护——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思考。考察公民隐私权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美国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高度重视公民隐私权利保护工作,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隐私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宪政发达的国家将隐私权利作为公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一项重要权利,将隐私权等同于自由、基本人格和人的尊严,视隐私权为一项基本人权：相比之下,我国宪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利方面从基本内容到程序保障均亟待完善：因此,改革现行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植物生长与环境》课程思政构建

为挖掘和融入《植物生长与环境》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落实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主渠道作用,该文以《植物生长与环境》教学设计为依托,挖掘每个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融思想政治教育于专业课程教学中.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和创新精神,使之成为懂得感恩、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真正做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日本人的“工作意识”管窥--以在华企业日籍员工为案例

通过对在华求职日本人基本情况的分析,可以探寻日本文化、日本人价值观的异地融合、演变问题.从众心理、生存竞争等是导致日籍员工"工作意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