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论清代前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屡禁不止的原因

清代前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屡禁不止,成为清政府无法治理的顽疾.其原因可以从清代前期滋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的外部环境、清廷面临的人口贩卖"禁"与"纵"之间的矛盾、贵州流官吏治的腐败、"诸苗"抢杀捆卖之风等方面来探讨.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旅游区,从其景观文脉来看,多元民族融合文化为其特色,且"苗疆边墙"在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分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苗疆边墙"为线索,研究凤凰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地域分异,为有效地整合凤凰文化旅游资源和合理地设计其旅游地形象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问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其地域性差异的消除和共同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地方社会"一统化"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区域型构与边缘想象：沅水上游的地方开发与移民记忆

明清时期,沅水上游地区作为国家权力向贵州苗疆渗透的前哨基地,在不断的政区调整中被塑造成一个"非苗"区域。清初以来,随着军政控制和经济开发的齐头并进,归化苗疆的前哨向西推移而湘黔省界向东退却,两省"非苗-中心/苗-边缘"的象征意味淡去。王朝统治逐步向苗疆地区深入的过程形塑了沅水上游地区人群特殊的历史记忆和移民身份认同:借助宋代军事拓疆的"征苗"、戍边等祖先记忆,人们得以从族源和生活实践两方面去建构宗族;在明清兴起的商镇之中,人们则通过追忆"前商业时代"的土著——"苗"来确认自身作为地方商业历史创造者的客民身份,以此获得文化主体性权力,并达成对地方历史的整体解释。共同的边缘想象使得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移民记忆得以共融在地方开发的大历史之中,也为认识区域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包容多元的理解框架。     

道光朝清廷在贵州苗疆的治理和法律控制

道光年间，清朝在贵州苗疆的统治已愈百年之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清廷为了加强对贵州苗疆的统治，在前朝立法和政策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调整，加速了贵州苗疆的内地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管辖上，通过治苗条例、章程等具体制度层面上的灵活调整，逐渐施行与内地一致的法律制度；二是在处理苗汉关系问题上，道光朝对此前的民族封禁和隔离政策有所松动。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于贵州苗疆各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

满蒙联姻政策是清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中国北方这两大尚武勇悍民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族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满蒙汉各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各方面的互相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新货币现象"剖析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存在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且两者差异呈扩大趋势的"新货币现象"."新货币现象"的生成,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体制性障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背景下"美元因素"的影响所致."新货币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经济乃至对世界经济都将产生更多的挑战.应对的策略应该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一步实行"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等;从本源入手,运用综合手段治理和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快汇率体制改革,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趋中"供给及治理取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趋中"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分税制在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关系上存在一定的不对等,政府考核机制偏重于经济发展,而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又相对"脱嵌"等方面.通过以我国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数据为考察指标,发现地方政府在"多任务代理者"角色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出"趋中"的动机,治理对策上则应注意三个方面,即改革与完善分税制,促进社会政策建设以及创造公共服务市场的竞争考核体系.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清末汕头保商局创建始末

清政府于清末在沿海地区专设保商局以保护归国华侨的利益,体现了官府在对待海外移民政策上从传统的"海禁"到"护侨"逐步转型。通过汕头保商局的个例分析,指出汕头保商局通过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官府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本土商人联盟的建立,通过创办巡警、解决商务纠纷、组织商行"报效"等系列事务,构建了商人治理地方事务的模式。虽然在"护侨"事务上有所不及,但对于振兴本土商务、创建良性的商业环境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呈现了清末潮州官府与商人、地方名流对于地方治理的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