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研发投入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维度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等三个维度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细分,进一步探讨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R&D投入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在规模维度和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在金融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只在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投入发挥了中介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R&D投入虽然没有增强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是减弱了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金融欠发达地区,R&D投入减弱了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笔者建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入手,改善各地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发挥好R&D投入的中介效应,制定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高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SBM-GML指数法对2001-2019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人力资本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农业机械化在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人力资本显著影响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在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三个样本区域都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显著程度、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第三,在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农业机械化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是人力资本影响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²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中国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选取1999—2015年全国31个省域农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运用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情况,并针对收敛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纯技术效率无明显影响;（2）未考虑农业碳排放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导致评价偏误;（3）考虑农业碳排放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东、中、西、东北部依次递减趋势;（4）全国及各区域无明显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及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均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表明各省域朝着自身稳定状态发展,而省域间“追赶效应”不明显。据此认为农业要走绿色技术创新及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创新人才集聚对该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人才集聚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由于经济带内创新人才集聚的省际差异明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研发支出倾斜力度,因时因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岗位;实施柔性人才引进计划,引导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国省域技术进步的节能偏向研究 ——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实证分析

技术进步对不同投入要素的偏向性将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偏向节能的技术进步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在估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构建资本、劳动、能源消费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探讨1997—2015年我国省域技术进步是否存在节能偏向。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东部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于中部和西部区域;在考虑资本、劳动和能源三种投入要素的前提下,我国省域技术进步整体上偏向于节约劳动力,技术进步的节能偏向并不显著;从时间趋势看,劳动-能源、资本-能源的技术偏向指数整体上都有所缩小,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省域技术进步已经呈现出节能趋势。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指数,以更全面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和非径向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进行整体、分流域和分城市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游的表现优于上中游,重点环保城市和大城市强于非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整体上,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协同推进绿色增长的效应有待提高,但下游、重点环保城市和中小城市较好地发挥了这种联合影响。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京津冀供给侧改革分析与绿色政策建议

在梳理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外部性内部化、技术进步内生化,推演出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京津冀生产函数,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可内生解释为资本和人力的内外部产出效率,资本、人力与技术相互作用,在技术创新、信息化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可提高资本和人力产出效率。并基于京津冀生产函数进一步分析,指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确保经济均衡增长,实现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型生产的经济转型必由之路。最后提出京津冀供给侧改革的绿色政策建议。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