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三个层面上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宏观上,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强化"或者"摈弃",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从中观层面来看,联盟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主要通过成员之间的模仿、"干中学"等相互学习机制得以实现,但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变化实际上弱化了社区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微观上,转型期家庭结构的极大变化与渐进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不适应,削弱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知识资本与创新绩效实证研究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我国企业日益注重外部知识资本的获取.通过对知识资本内涵进行拓展,利用国内149家高新技术企业调研数据,对企业知识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人力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的交互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

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研究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对该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总结梳理现有文献中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着重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在各国人力资本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认为,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交互机制,国际贸易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分布,人力资本也会反作用于贸易的要素含量与进出口决策; 国际贸易对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以及不同个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化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不仅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还会通过影响劳动需求弹性、劳动收入份额以及技能劳动力移民等途径间接影响人力资本; 由于资本和技能的互补性,资本品进口会通过提升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贫困解析

农村扶贫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化贫困作为贫困重要范畴之一往往被忽视。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扶贫主张从文化教育着手,注重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能力。本文聚焦于农村的文化贫困现状,通过研究提出一些与农村文化扶贫相关的建议,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大学贫困生“贫困循环”的破解路径

大学贫困生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经济困难、治贫能力低下,更主要表现为因社会制度、教育体制、组织建设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匮乏而“人为”地将治贫主体排斥在社会资源圈之外,阻碍了他们对“手段”“能力”和“机会”的获取与提升,从而导致了恶性贫困循环,抑制了治贫主体脱贫意识与“可行能力”转化与提升。为彻底破解治贫窘境,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首先探寻了隐藏在大学贫困生背后与内在的驱动机理,进而从政策与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价值链、地方性知识校本课程、组织体系等方面系统地培育与提升贫困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构建一个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立体化扶贫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