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牛郎织女传说及其影响

诗歌在探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牛郎织女传说中,无论是在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研究,还是对牛郎织女传说以及推动各地民俗活动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研究诗歌的历史文化传承作用,借鉴这一文学形式,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楚辞中的历史传说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也是先秦时期历史传说重要的诗歌形态的载体.楚辞中的历史传说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既体现出楚文化的地缘特征又体现出跨越部族、地域、时代的畛域和超脱政治恩怨的兼容并包的属性,以及文化上的宽容性.屈原对历史传说的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主要不是用于描述历史的发展,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人生理想和现实感慨,以及求索和怀疑精神,是经过筛选之后决定选择哪些历史传说.同时,对于作品中的历史传说的编排、运用也颇具匠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牛郎织女传说源地探微

为探明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问题,论文通过概要分析我国已有的十余处源地的逻辑论证特征,综合历史文献与牛女传说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西汉武帝修筑昆明池和牛郎织女石像的历史背景,指出西安市长安区斗门才是牛郎织女传说的真正发源地.     

民俗文化视阈下的萧红小说创作

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积淀,具有意识载体的功能,反映着这一地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民俗习惯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民俗审美,固有的民俗文化活动决定了民众的审美范式和审美实践.萧红凭借对民俗文化特有的敏感和艺术直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详尽地刻画了东北的地方民俗风情,给予了这块有着历史深缘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文化的剖析,使对该地民俗风情的认识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高度,从而达到了乡土文学的高峰.对于萧红笔下民俗文化的审视,是其丰厚内涵的审视,需要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野内,分析其外在的审美表现症候,捕捉其审美特质.     

不同历史记忆中的李维钧与梅会李氏——清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利益差异

嘉兴王店镇至今流传着"李家放生河"的传说,它是基层民众对李维钧与梅会李氏家族兴衰沉浮的记忆片段.国史、方志、传说及其分别对应的朝廷、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对李家事迹的描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放生河"是王店镇民对梅会李氏曾经拥有无上权威的象征性记忆,传说语境中蕴涵着几百年来江南地方社会官、绅、民之间在权力、信仰、利益等关系上的矛盾与纠结.     

论宋代吕洞宾传说的流传

吕洞宾神仙传说发轫于宋代初期,并得以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下层民众中普遍的神仙信仰;二是宋代士大夫中对于神仙的宽容态度。宋代士大夫的神仙信仰,为吕洞宾传说的流传起一推波助澜作用。     

《韩非子》中历史传说的编排和运用——兼谈中国古代早期"说体"叙事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韩非子>对历史传说的搜罗和收录近乎是穷尽式的.同时,他运用历史传说的方式又多种多样,把历史传说在作品中的功能尽量发挥到极致.通过对<韩非子>中的"说"字进行辨析,指出以此为篇名的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总结出<韩非子>历史传说的运用方式、不同文本形态、编排方式和行文规则上的法家特色以及韩非子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文本形态及审美效果之间的疏离与悖反.     

南渡记忆: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和传说演化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东亚海中大蛇怪兽传说的主题学审视

东亚沿海有关海中大蛇怪兽传说,可以看出不仅是一个佛经母题文本承继性问题,还有着多种因素陆续起作用,如水文气象及仙话的民俗背景介入其中,从而构成了母题由地区向周边扩散的重要文化现象。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

宋元小说话本展现了一幅幅立体生动的民俗生活画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流行于当时民众中的诸多民俗事象,本文重点探讨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民俗信仰。宋元小说话本中所体现的民俗信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灵魂信仰;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等。这些观念或者是普通甚至庸俗的,但真实自然地展现了当时民众的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民众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