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     

社会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拉萨两个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产物,不仅要考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更要考虑着重提高其内生动力解决好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利用社区本身资源来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重构社区共同体？如何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话题,为了回应此话题,本文通过对拉萨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其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探究其作用机制,本着提高居民内生动力实现拉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基于中西部8省(自治区)16县2 019户建档立卡搬迁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不便且开发难度大,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因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而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92.67%,暂时不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7.33%。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且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现有政策能够基本满足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但对后续政策的需求强烈。建议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搬迁方式需要符合贫困家庭的生计能力,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住房建设,加强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

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228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进行探讨。运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影响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的承包地依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73.25%。另外,14.47%农户选择土地流转、12.28%农户任其抛荒;（2）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经济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搬迁后邻居满意度对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3）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调整农业用地等相关政策建议。     

陕西社区主导型扶贫开发运行模式分析

中国的反贫困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多种有效的运行模式。社区主导型扶贫开发是一种新型农村基层社区的上下合作式反贫困运行模式。该模式通过将资源决策权、控制权交给社区,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了社区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氛围,但是也面临着贫困瞄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测和社区主导型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老年移民受限于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甚至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其在安置地的社会融入相对其他类型移民面临着更多的困境和挑战。从社会融入维度出发,面向贵州省十三个民族地区移民地开展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来了解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现实表现,分析其面临的实际困境及影响其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具体路径。从宏观层面来看,有效的政策帮扶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保障;从中观层面来看,社会协同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必要条件;从微观层面来看,自我融入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必然抉择。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大学生精神贫瘠问题及脱贫对策

大学生精神贫瘠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特点,严重制约了大学生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扶贫治贫领域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内涵丰富,其"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扶贫理念,对于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指导价值。在面对大学生精神贫瘠问题时,高校应树立"精准扶贫"理念,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环节下功夫,助力精神贫瘠大学生有效实现精神脱贫。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社会网络视角下县域旅游扶贫效率评价与分析——基于湖南省数据

基于旅游扶贫的效率优化和提高,选取湖南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作为双重指标,利用DEA模型测度20个贫困县5年来的旅游扶贫效率和分解效率,同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空间上的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得出结论:(1)2011—2015年湖南省20个贫困县的整体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旅游扶贫的技术效率在扶贫成效方面贡献较大;(2)核心-边缘模型中,核心层的县市旅游扶贫技术效率值一般为相对有效,边缘层的县市多数表现非有效;(3)程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较高的县市旅游扶贫的技术效率更高;(4)忽略特殊情况,结构洞规模和效率性较高的县市旅游扶贫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相对较高。     

我国武陵山区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贵州省武陵山区为例

目前贵州省武陵山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扶贫方式存在激励不足、扶贫资金使用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要提高金融扶贫的效果,必需引入市场的力量,提升金融扶贫瞄准的精准度,构建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扶贫新机制。     

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

贫困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众多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贫困与其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连,空间贫困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介绍该理论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以典型地区为例.说明民族地区空间贫困的主要特征,并提出扶贫开发中要高度重视这种空间贫困,改变扶贫思路,并尽快改善当地的交通道路设施等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