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的变通思想

陈亮是南宋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都是丰富多彩的。陈亮的政治思想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事功思想,一是变通思想。本文仅就变通思想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一) 陈亮的变通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陈亮出生前一年,即公元1142年,宋金缔结了“绍兴和约”。此后,宋金之间的矛盾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南宋统治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为万事大吉了,便很快地恢复了文恬武嬉的故态。陈亮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度过的。1161年,陈亮正在勤奋求学     

南宋的徽宗书写——讳言传统下的诗歌写作

讳言是文学在权力控制下的重要生存方式,宋徽宗作为失政君主的特殊性,使得南宋诗中的徽宗书写具有了探讨文学讳言策略的典型意义.一方面,南宋诗人无论是用词方式还是抒情方式,皆在表面上尽力表现出与官方立场的一致,以减少招祸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转嫁罪责、以唐喻宋等方式争取批评空间,努力维系诗歌的怨刺传统.南宋权力控制的逐渐加强也使得此期的讳言策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具有了转折意义.     

有荒岁无荒民——我国古代的灾害性救济

在我国由于灾害引发的政治骚乱,最早见于记载的当为周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858~前853年)的六年大旱。随着文字记述的发展,史籍中相关记载越来越完整、及时。如汉朝有"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的记载:宋徽宗宣和"七年,两河、京西流民为盗者众,山东寇贾进等亦十万人。"规模之大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盗贼"。他们都曾是     

唐孝敬皇帝之死与印度顺世论的关系——唐初朝廷向印度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史迹考

武则天的两个亲生儿子李贤、李弘之死是唐初历史上的重要疑案,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有着不同的记载,近人也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李贤之死,郭沫若同志和袁震同志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们的争议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拟对李弘之死,特别是此事与印度卢伽逸多(顺世论)的关系作一简略的论述。     

金人使宋行为的文学观察

宋金对立期间,金向南宋遣使130次,其中有不少文人.金国使节的文学作品,由于失传严重、成就低而受人冷落,从现存的诗作可以看出,他们的纪行诗重点表现南宋的风景名胜,体现了他们以自豪为主的多样化心态.因为他们的到来,又引发南宋接伴使、送伴使的诗歌创作,抒发其复杂感受.     

史浩与宋金和战——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

史浩参与了南宋孝宗初期对金和战的决策.在德顺之战中,他主张南宋主动撤军,导致宋军被金军追击,损失惨重,但他的主张撤军并不是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而是要另走北伐路线,扩大北伐战果,是不懂军事而犯下错误;他反对隆兴北伐,也不代表他是阻挠恢复的投降派,而是经过仔细分析宋金形势后做出的务实选择,其意图是使南宋在实力暂时不济的情况下,乘和平之机发展壮大自己,为以后北伐做准备,他的这种先为自治、而后远图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南宋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方国书的仪式并未改变。在宋孝宗看来,"受书仪"与"叔侄之国"的关系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在"受书仪"问题上与金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受书仪"之争也成为了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卑微的姿态。同时,南宋改变"受书仪"的努力又与国内的"恢复"之议相呼应,在宋孝宗"恢复"之心最盛、朝臣"恢复"声浪最高的时段,也是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争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兀术不死,兵革不休"考辨

有人认为“兀术不死,兵革不休”,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兀术并没有一味主战,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在天会八年(1130年)以前,他是一位积极主张攻宋的“狂热”分子,之后,开始向主和方面转化,到了金熙宗即位以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转化。天眷元年(绍兴八年,1138 年)宋金初步达成和议以后,兀术又撕毁和约,重新发动侵宋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收回河南陕西一带土地,并非是在对宋议和的目标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主张在有利于金朝的条件下与宋朝达成新的和议。“绍兴和议”以后,兀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好。兀术这种并非一味主战,也非一味主和的两手并用的对宋政策,使他获得了成功,但也损害了宋朝人民的利益。     

论完颜亮南征伐宋的战争

金朝四世皇帝海陵工完颜亮,在执政的末期。悍然挑起南征伐宋的战争,欲征服南宋,作中国大一统的皇帝。但事与愿违,伐宋大军汉至长江北岸,便在渡江之战中惨遭败绩,完颜亮本人也被乱军所杀,身亡异地。本文对这一场国内民族战争的起因与经过,以及宋胜金败的原因等发表管见,就教于方家。一 自从12世纪30年代金三世熙宗完颜执政之后,全国对南宋的战争虽然渐趋缓和,并于11 42年初签订了宋金绍兴和议,弭兵止戈,友好相处,但是在全国的北疆,却兴起一支骑射皆优的鞑靼族。他们多次南下攻金,构成对金国新的致命威胁。鞑靼族人数众多,经常向外掠夺,而且人…     

试论南宋经总制钱的征收及社会影响

经总制钱是南宋政府的一笔重要财政收入。它创立于北宋宣和年间,靖康一度废罢,建炎二年十月恢复。本文主要就其在南宋的征收情况,恢复原因,以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一)南宋经总制钱定额的变动及原因分析经总制钱恢复之后,很快成为南宋户部的主要财政收入。绍兴二十六年八月,户部曾说:“苗税和买绢、经总制钱等皆是常赋……。”但是由于经总制钱系无额名色,“因此最初没有确定解上供定额,只是要求各地根据朝廷确立的窠名,尽实分隶,按时起发。绍兴十六年,李朝正为户部侍郎,经总制钱岁入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万缗”。绍兴十九年,李(禾春)年奏行经界法,查出大量隐匿和违法交易的田户,经总制钱收入     

宋金时期的银铤“行人”铭文

宋金时期银铤上的“行人”,为当时金银行业之人,包括铺主、工匠及专业看验者.其职责包括看验、铸造银铤等,是匠役制度的产物.看验内容主要是判断银铤成色、等次、真假.北宋“免行钱”以前,这些职责属于义务性质,为“当行祗应”之范畴,以后则为有偿雇用.南宋时期,随着行会制度的废除,银铤铸造私人化,“行人”之名普遍为金银铺主所取代.     

走向中兴:南宋绍兴诗歌论

南宋中兴诗歌之前的绍兴时期,被认为是诗歌发展的低谷,本文提出,绍兴诗歌实为中兴之序曲.此期诗人充分认识到北宋末年江西诗歌雕章镂句、瘦硬艰涩、不问世事的弊病,在"靖康之难"的时代变动中重新全面发扬杜甫诗歌的意义,同时在继承元祐诗学精神的基础上倡导新的审美追求,形成具有新变特征的活泼明快、平淡醇厚的诗风,从而为笔意流转、意境宏深而又充满现实关怀的中兴诗歌的崛起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雷雨》中卡捷琳娜之死的审美意义分析

杜勃罗留波夫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来评价<大雷雨>中卡捷琳娜的存在意义,但却将卡捷琳娜之死所引发的思索囿于道德评判之中.剧中女主人公之死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评论家没有进行过多的言说.死亡本身与优美或者崇高无关,但死亡所产生的后果和死亡向观者(读者)所敞开的内容并非仅仅是生命的消逝,在其消逝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意义.     

刘锜与富平之战

刘锜是南宋抗金名将,与韩世忠、岳飞等齐名,“世称张(俊)、韩、刘、岳”。他生逢宋金交战十分激烈的时代,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金斗争。身经百战,领导和参预过多次重大战役,如顺昌之战、柘皋之战、皂角林之战和富平之战等等,战功卓著。其中富平之战由于张浚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指挥失当等诸因素而以宋军溃败告终。因此,多年以来人们研究富平之战,多侧重于对宋失败原因、影响及对组织策划者张浚的评价上。但充当一路主帅的泾原经略使刘锜率宋军将土曾给金军以重创,并陷金兀术于重围中,即富平之战全局的溃退与刘锜军的局部胜利都是存在的,对刘锜个人在富平战中的作用亦应予肯定,本文拟就此再略作论述。富平战前,陕西的抗金斗争形势是严峻的。建炎以降,女真贵族继续南侵,西北也随之成为宋金交战的主要战场。在宋金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自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从“阿喀琉斯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哲学的荷马背景分析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有维护贵族统治说、拥护民主说、悲剧说与顽固保守和不见容于希腊说等几种主流的死因分析.但苏格拉底在命运、选择方面对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认同,以及阿喀琉斯之死,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应从"阿喀琉斯之死"所昭示的希腊精神入手,在希腊文化层面上对苏格拉底之死进行分析.     

李鹤田临安之行与相关诗作的考察

临安陷落后八年,南宋画院待诏李从训之子李鹤田重游临安,这是南宋遗民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他此举意在凭吊故都,寻访旧友,其间与汪元量同过孤山,且作有述怀诗《钱塘百咏》.李鹤田从庐陵动身时,刘辰翁有饯行诗;从临安归庐陵时,周密、林昉、阎宏、姚燧、张广微等人皆有诗赠别.诸诗皆保存在《(道光)吉水县志·艺文志》之中,其中周密《赠李鹤田供奉》十首是周密本集《草窗韵语》及《全宋诗》失收的佚诗.李鹤田的临安之行牵动起多位南宋遗民的故国之思,诸人往复酬唱,抒发黍离之悲,诗中寓含着师法少陵以诗存史的诗史心态.     

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项硕果

潘富恩、徐余庆师生第三度合作的结晶——《吕祖谦评传》(以下略作《评传》),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宋代思想史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一)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个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为别于乃伯祖“大东莱先生”吕本中,又有“小东莱”之号。溢曰:“成”,学者亦多尊之为“吕成公”。吕氏祖籍山西,后世屡迁,北宋时曾居安徽寿春、河南开封等地。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曾祖吕好问亦携家南徙,至婺州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