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激励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全面检验了两种激励方式并行的情境下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挤出效应,但在较高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并不明显;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促进效应,且这种激励效果在不同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差异;地区市场化水平显著弱化了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了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     

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自贸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自贸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政策影响,并借助多中介的因果机制分析法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助两方面分析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使得企业的创新产出提升12.9%,创新投入增加55.7%,其中发明专利数量增加14%,表明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动态性检验、反事实检验后依旧成立。从自贸区位置来看,沿海自贸区内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提升效果比内陆自贸区更为显著;从企业类型角度来看,小规模、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更容易受到自贸区的政策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自贸区设立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助额、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方式来提高区内企业的创新水平。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促进了城市创新创业吗?———基于城市层面面板数据的研究

推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创新创业发展对于促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城市面板数据, 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示范区政策的创新创业效应。研究发现: 示范区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的创新创业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从集聚经济的视角来看,示范区政策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进而激发创新创业; 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区位、不同等级的城市的政策效果没有显著差异, 而城市群内城市的政策效果则显著高于群外城市; 从创新创业分项指标来看, 示范区政策对创新指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而对创业指标的作用稍有欠缺。     

创业者召唤、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基于职业召唤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文章以天津市新创企业为对象，利用204份有效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者召唤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之间的理论关系，尝试回答了创业者召唤如何以及何种情况下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研究发现：召唤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但召唤只通过探索式创新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新创企业创新表现有正向影响；创新氛围负向调节召唤通过探索式创新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开发式创新在以上的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中没有显著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丰富了创业情境下召唤对新创企业创新影响的认识，为挖掘创业者自主动机背后的理论规律以及优化新创企业创新路径提供启示。     

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科技投入与高质量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是实现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支撑，已成为国家高新区创新转型发展的关键依托，但其对高质量创新究竟起到何种影响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创新驱动战略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科技资金与人才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创新驱动战略显著促进了国家高新区的高质量创新，并通过集聚科技资金与人才要素显著强化了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驱动战略对高新区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成长周期异质性与发展定位异质性，即“非成熟型”与“非世界一流”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人力资本积累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来自“大学扩招”的证据

出口市场多元化是分散外部风险、保证贸易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以"大学扩招"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评估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因果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积累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数量的提升,2000—2006年间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增加14.97％可以用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2)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出口市场数量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自于高质量劳动力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成本效应"促使企业更有能力克服高额的市场进入成本,从而实现出口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来自于高质量劳动力对企业研发水平的提升,通过"创新效应"提高了企业迎合消费者偏好对产品进行改良升级的能力,从而增强了企业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3)人力资本积累对民营企业和高市场化地区企业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另外,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促进制造业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拓展,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张效果并不明显.上述结论为制造业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高校扩招、教育获得与居留意愿 ——基于断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高校扩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实证考察了流动人口教育获得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扩招政策的实施从整体上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教育获得,并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2)异质性分析表明,扩招政策对城市户籍、省内跨市流动和流向超大、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教育获得与居留意愿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有效实施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措施,扩招政策评价以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政府研发补助、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机制分析

采用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人才路径下,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人才优势具有影响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创新人才优势有助于缓解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当期自主研发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补助在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研发补助有助于增强创新人才优势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创新人才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和创新人才优势对高研发强度行业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用。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基于微观财务视角

政策激励对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激励作用,然而政策如何持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企业财务视角,使用修正的无形资产增量,从原值和账面价值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和异质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够长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创新产出。上述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的积极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政策效应、人才效应和竞争效应,且企业产权性质和资质认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相较之下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微观财务视角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持续创新的评估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新环境标准政策能否倒逼企业管理创新

新环境标准政策旨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加大了环保考核与追责力度,这为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机会。基于2009—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能显著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而非技术创新,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更换指标、PSM-DID以及排除其他竞争性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规模较小、成立年限短、非国有、污染密集型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管理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结论对助推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未来政府可尝试因企施策,构建规制手段与经济手段协同的环境政策体系,企业可通过优化内部股权结构、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和优化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来提振利益攸关方信心,促成企业管理创新。     

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以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推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对重庆城镇家庭和有且仅有一套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明显。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的收入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和负向财富效应是其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渠道,通过降低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及减少住房资产价值,进而挤出其家庭消费支出。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房产税的推广和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案设计

农业保险需政府财力的强力支持,这已为多年的农业保险实践所证实。但是,山东省是农业大省,政府财力有限,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究竟如何补,才能最大限度放大补贴资金效应？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根据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对财政补贴资金进行测算,探寻财政补贴对农民、保险公司及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设计了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案,并对其运作思路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