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自然--试论A·吉登斯的生态政治观

吉登斯的生态政治观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种。一方面它不苟同于以“改造世界”为核心的生态激进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它揭示了“放任自然”、“退出自然”为主的生态自然主义不现实性。整合这两方面的观点便是吉登斯的生态政治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本文把它概括为“自然的自然”——让自然自然地存在和发展，这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二是强调人对自然、世界的参与性和共存性。尊重自然，让自然自然地存在和发展，其“尊重”是人在尊重，其“让”是人在让，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反射性不断整合自身与自然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古登斯的自然终结论，对绿色理论的批评，反射性生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论述，提示了其生态政治观的理论内涵和发展线索。     

道教自然养生观浅论

道教自然养生观以神仙信仰为最高追求,以道家自然哲学为理论支持,以顺应天然自然、顺应本我自然、随遇自然为基本原则,形成了涵盖饮食起居、行为方式、心理调适等全方位的自然养生方法与实践。其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道教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现代社会,保持自身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顺应自然: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顺应自然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理念的培育。顺应自然作为一种现代生态文明观,其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在于真正培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现向自然的认同与回归首先要自觉培育善待自然的观念——由"保护环境"到"不破坏环境",其次要调整人对于"工具"的文化态度。     

论马克思"人化的自然"思想的美学意蕴

依据马克思人化自然的思想,在人化自然活动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而这种活动在使人的各种能力不断获得发展和提高的同时,也使人的审美能力不断获得发展和提高."人化的自然"具有各种形态,其中也包括审美对象形态.由于作为审美对象形态存在的人化的自然兼具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丰富形式和内涵.就使它对人具有综合的审美意义,因而其意义就更全面、更深刻、更强烈.     

西方自然观的历史嬗变与哲学审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自然”范畴的演变而不断更迭。西方近代之前的自然观体现了一种素朴的自然中心主义,但伴随着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确立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工业文明与现代性视阈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相对和谐演化为对抗竞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虽然重提人对自然的敬畏,却缺失了现实操作的可能性。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克服了上述自然观的缺陷,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人造的自然——论政治哲学的本质

本文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对政治哲学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人作用于自然、社会和政治,同样,人也生活于特定的自然、社会和政治之中,成为自然、社会和政治的内在构成要素。因此,政治、政治哲学必然打上人的烙印,是"人造的"。"人造的",并非是指人凭空的、肆意的、随心所欲的捏造,而是指人试图按事物的规律去创造,这个创造的目标就是"自然",即:使政治象自然一样自然。政治哲学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按人类的存在本质和规律性去创造,按"自然"的本性去创造,使政治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二自然"。     

论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

人格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人格权研究中一个基础但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人格权系一种自然权利,但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批评.为此,文中试图以‘低限人权"为思路和方法去论说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并以"人道原则"为基础去探寻人格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理据.     

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对"人化自然"的研究,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今时代,面对日益加剧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益恶化的人类生存环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进步观,把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生产的自然条件"思想探析

马克思认为,生产的自然条件状况制约着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水平,影响着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因素劳动者的生存方式,影响着生产工具的材质,影响着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破坏生产的自然条件的行为进行了生态批判.研究马克思"生产的自然条件"思想能够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深层解读,有助于我们重视对生产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保护,有利于生态农业的发展.     

中西古典小说自然描写模式之比较

文章从中西方作家在观察自然的角度、方式和表现手法上的不同 ,即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的选用所造成的静中之动与动中之静的区别、表层语言与深层语言的互渗中所表现出的因实造虚与因虚造实的差异以及由于主体与客体间位置距离所造成的合中之隔与隔中之合的差别等方面对中西古典小说中自然风景的描写模式作一比较 ,希冀从对比中得出一个对中国古典小说自然景观描写特点及模式更趋全面、切实的评价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宋代的茉莉诗

茉莉花是热带花卉，在中国本土的普及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宋代咏茉莉花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南渡时期的贬谪诗人对茉莉花审美价值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士大夫对茉莉青睐有加，形成了月夜享受花香的欣赏模式。     

保任的尴尬:宋代荐举的连带责任

宋代荐举制度中,由于朝廷需要通过举主对被举人的情况加以了解,造成举主与朝廷之间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为了解决这种不对称,促使举主提供有效的被举人信息以供朝廷选任,当被举人擢用之后,发生不如所举的情况时,举主须承担连带责任。然而,对被举人保其终身之不易,以及对连带责任承担的是非身之过的看法,为连带责任的免除提供了情理之上的依据。于是宋代一方面强调严连带之责,另一方面也在制度层面上规定了可以免除连带责任的条款。然而,免责条款却成了举主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兼之连带责任的规定往往视人而定,这不但使宋代的保任之法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也导致了宋代荐举奸弊丛生的现状。     

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

本文首先论述了宋代发解试解额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固定解额制产生的原因和实施办法。接着通过对部分州郡解额的考察,指出固定解额存在着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并分析了发达地区士人在获解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仍然大批赴试的原因。最后,文章论述了固定解额制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病,指出由于官员子弟享有参加发解的某些特权,所以固定解额制不仅不能充分选拔人才,而且也是不够公正和合理的。     

两宋时期台净合流原因初探

两宋时期,天台宗与净土宗的合流并非偶然事件,在三教合一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天台宗内有门人弟子之反叛,外有台贤诸宗之争竞,处境堪虞,危机四伏.而天台宗与净土宗虽然分属不同的宗派,但两者在基本理论上并无根本分歧,这就为台净二宗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平台.为巩固自宗并求得发展,于是天台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选择了与净土宗融合.一言以蔽之,两宋时期,台净合流有其理论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和危机必然性.     

宋代题名与题名记考论:缘起、新变和审美价值

宋代题名记是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为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体文.宋代题名记承载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功能,如强调吏治、重视教化等.同时又往往于严密的记事之外表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或形容曲尽而委婉从容,或情融于事而平易自然,或借题发挥而说理透彻,其审美价值亦不可忽视.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