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渝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清代中叶巴县地方政府与巴县商业秩序的构建

文章以18、19世纪重庆府巴县衙门保存的政府文告及司法档案为主要史料,检视清代政府是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构建出某种特殊的市场秩序。文章认为,清代政府为保障商业安全、促进交易便利,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做法,在市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清代巴县孀妇的再嫁问题探讨

清代加大了对守节妇女旌表的力度,但与此同时,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孀妇面对生存的压力,夫家的逼迫和他人的欺凌,选择了再嫁。而清代因为溺女之风盛行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相当比例的适婚男子不能正常娶妻,这无疑又使孀妇再嫁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切在巴县档案中都有所体现。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

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清代抱告制度在州县民事诉讼中的实践——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社会某些特殊主体不能独立参与诉讼,需要抱告代替告状人递交诉状以及承担其他相关的责任。清代各朝状式条例对需要抱告的特殊主体进行了界定,但在诉讼实践中,抱告的类型和实际状态却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面相。根据清代巴县诉讼档案,对抱告的实际呈现状态、"老幼"的具体表现、抱告与诉讼当事人的关系、抱告窃名告状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分析,以期对清代抱告之规定与实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清代巴县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管理与法律规制

在国家立法之外，清代的巴县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对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规制，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为清代重庆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虽然这些措施多是针对一时一事作出的被动消极的应对之举，表现出一定的，临时性、凌乱性和繁杂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零星的努力积累起来，依然为清代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公权力保障。     

习俗、法规与社会——对清代巴县地区"减租"习俗的法律社会史研究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关系"时,除"租制""租额"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减租"。但是学界对于减租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官方的减租规定上,而对于民间原有的减租习俗研究不够。本研究首先从清代减租规定的前后变化入手,切入对于减租习俗的理解。随后利用清代巴县诉讼档案中与减租相关的案例,探讨租佃契约中对"减租"习俗的规定,指出"如年欠丰,照市纳租"的重要性。并以巴县档案中涉及减租的具体案件为例,详细分析"减租习俗"的具体实施过程,说明在减租过程中团邻、团众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在"团"的参与下,"照市纳租"习俗才得以形成。最后,联系在四川地区"团"的重要社会意义,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中习俗、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山西代县方言的起始体

起始体着眼于事件的起始阶段 ,侧重于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或情状变化的开始。文章考察代县方言的起始体 ,对代县方言起始体的语法意义、语法形式作了初步描写 ,并进一步对起始体标记“起”“将来”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比较 ,探讨了代县方言起始体的特点。     

从县苏主席到县长——中共革命根据地“县长”称谓的概念史解读

在中共革命根据地时期,县苏维埃主席与县长作为县政首脑的两种称谓,尽管有着传统县官的概念延续,但是由于其凝集和反映着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生成逻辑,因此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同于以往,而且这些称谓的变化本身也凸显着中共革命时期的一些独特的政治文化意蕴。特别是体现在基层民众的话语表达中,已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客体,而是有着鲜明地意义所指,并将这种意义完全融合到这一概念称谓本身当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乡土阐释和概念指称。     

唐温麻县的治所和长溪县的置县时间

由于史志对唐温麻与长溪置县历史沿革的记载不一致，造成了诸多争议。其实，考察连江县城的迁移情况以及历代郡县的建置规律，即可知道唐温麻县的治所，以及长溪县的始置时间。     

云南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发展失衡预警研究

云南民族自治县主要县域经济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自治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平衡,发展失衡容易引发地区性社会风险。文章以县域经济发展失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云南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发展失衡预警指标体系,界定了预警指标的警限,并对各预警指标进行了预警判断,发现各民族自治县绝大多数预警指标存在较严重的警情,找出了县域经济发展失衡的警源。根据对云南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发展失衡预警判断和警源分析,为使民族自治县县域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以降低发展失衡效应。     

抚州市县域经济发展探讨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影晌重大。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对江西县域经济发展做出探讨。针对抚州市经济水平落后、发展速度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空间发展不协调等问题,采用数据比较法、空间分析法等,对抚州市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探究,认为其自然、人文环境中存在制约抚州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根据抚州市现有的区位、资源、劳动力等优势,提出促进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四大对策,即大力加快农业产业化、工业化、旅游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以期促进抚州市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