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审美特点管窥

<正>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历史地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哲学传统,造成了中西艺术观、美学观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突出地表现在绘画艺术中。 重写意的艺术与重写实的艺术。中国艺术向来讲究抒情言志,强调“表现”原则,主张情与理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能表现人的内在气质、物的内在意韵为极致。正如明     

儒释道与基督教天人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儒释道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是“天人合一”,基督教将天人关系定义为“父子关系”。天人合一是相通相类、和谐平等的关系;父子关系则是创造与服从、紧张对立的关系。儒释道与基督教对天人关系的不同回答,既导致了中西宗教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差别,也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和文化的本质区别。     

论汉字的文化定义

目前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对“文字”的定义 ,是以西方语言文字的关系为依据的。西方文字的拼音形式 ,适合西方词形屈折变化的语言 ,文字通过记录口语来表达意义 ,是依附于口语形式的。而汉字的方块表意形式 ,适合汉语形态简单而含义丰富的特点 ,文字直接传达意义 ,独立构成书面语言 ,不依附于口语。中西文字的这种差别 ,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别。因此 ,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表述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而普通语言学也有必要重建文字理论 ,摆脱长期以来狭隘的“语音中心论”。     

试析程朱理学的泛道德论思想

自冯友兰先生在旧著《中国哲学史》中以柏拉图所谓“理念”比附程朱的“理”,以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质料”比附程朱的“理”“气”(冯先生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仍保留了此观点),学术界多有人因袭之。我认为这种解释混淆了中西唯心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不足以揭示程朱理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此试对程朱理学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泛道德论思想作一辨析。     

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之间知识交流有一个基本模式：西方的兴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对这种情况的认可。到２０世纪晚期,情况变得复杂：许多西方人自己对西方在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优越提出质疑,对于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两个各自独立、划分明确的实体的观念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通过西方人的研究来了解中国,以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知识。总的说来,２０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仍然处于不对称状态。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梁漱溟的传统法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出发 ,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征 ,指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与取向乃基于“情理”、本于“义务”、趋归“合谐” ,在传统中国 ,法律的社会角色认定是退居其后的 ,———礼俗在上 ,道德在先。在近代中西法文化冲突与碰撞中 ,梁先生坚决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华 ,在此基础上合理学习西方 ,重建现世中国的法律规则。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论近代哲人对中西民族特性的比较

近代哲人对中西国民性、对中西民族特性的比较是中西文化比较中重要的深入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敏锐地感觉到中西民族特性的差异;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严复等人对中西国民性的同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比;这种比较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延续。近代各家对中西差异的认识颇为接近,但在最终结论上却有很大差别。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贬中扬西,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褒中贬西。     

人生价值观与中西古典悲剧主题

如果把中西古典悲剧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主题有明显的差别。中国古典悲剧基本上以伦理道德为主题,以教化为目的,其基本倾向是维护封建秩序。这也就是古代戏剧家所主张的“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孔尚任),“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高明),以戏剧为“寿世之方”、“弭灾之具”(李渔)。这种悲剧在本质上是道德剧。西方悲剧(本文指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0悲剧)与此不同。它们都不以宣扬伦理道德为主旨,主要是写悲剧主人公为实现个人意愿同外界和自身的阻力进行的斗争,揭示造成人生不幸的原因,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和自身,其主要倾     

试论中国近代美学的综合创新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思想大变动,文化大冲撞。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由西学东渐引发的别开生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既不能在西方美...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康德与朱熹的道德底形而上学比较

朱熹与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对道德的思考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把人的道德性作为人的根本,都以二分对立的方式展开思路,从而使各自的道德体系都呈现出分裂、对立的形态。这种相似性恰恰反映出二者的差异性,朱熹追求的主要是他律性的自由,康德追求的是人的彻底自律性的自由,这种不同也是中西哲学的不同。     

中西"文化DNA"观照下的现代教育——从大学英语课堂学生参与谈起

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大学英语课堂中令人堪忧的学生参与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而阐述中西“文化DNA”(Deoxyribonucleicacid,本文借指中西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影响以及应如何对待中西传统文化。     

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需要考察整个西方哲学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它在这一建制中的独特展开方式,以便通过考察的具体化而将理解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考察包括：形而上学是什么,“超越”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四重区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等问题。在没有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分割—对立的地方,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     

论“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及其历史影响

“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表现出中西哲学结合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影响了“五四”以后的哲学发展,形成了三种类型的中西哲学结合的哲学体系.     

中西悲剧价值之比较

中西悲剧价值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悲剧价值在于由恐惧与怜悯而引起的净化心灵的崇高审美,中国的悲剧价值则在于由于合乎情理、伦理而得到的道德感化——一种高台教化的“善”的审美。两者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文化渊源、艺术观念造成的。     

哲学史的现代建构及其解释模式

根据现代解释学的规则 ,任何哲学史都是一定理论的现代建构。以此反思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建构过程 ,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的实质是对过去的哲学史建构模式的不满。但这种不满不应成为中西哲学史之间比较和对话的障碍 ,更不应成为否认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由。哲学史建构模式的现代性和多样性表明 ,中西哲学史的差别是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别 ,通过对不同解释模式之间对应性和趋同性的阐发 ,可以发现中西哲学史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模式应更加开放 ,重视以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论证、以理论的普遍性为追求目标等主张。     

人性、道德与科学技术——中西文化—认识论的差异、互补与融合的特殊表现

中国文化和认识论以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为主要特征,而西方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则是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这种差异又主要表现为对人性、道德与科学技术的不同执着和追求。中国的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相对来说更重以人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人文领域,而对人文领域以外(如自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领域以外的自然界实际上也常常被包括在人文领域中)的问题则相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高张人文主义旗帜。在这里,“人文的”是与“自然的”而不是与“神学的”相对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