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比较性描叙的尝试

本文对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和再次兴起 ,以及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作了比较性的描叙。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 西方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 ;2 从西方到中国———关于“古今之争”的文化转换 ;3 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批评观 ;4 “红色古典主义”的崛起与衰落     

当代中国文学的辉煌梦想

当代中国文学的辉煌梦想李咏吟在潜意识中，许多作家都在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来说，这种渴望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来得强烈。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曾经创造出人类最奇美的文学艺术的国度来说，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始终给中国以一种对抗的背影。这种对...     

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

经典作品和雅文学一直被界说为文学的基本外延,正是它们集中体现着文学内涵,即所谓“文学性”。但在当代社会,这种文学观已越来越受到挑战,尤其是文学经典已经受到质疑。在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经典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死去的、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作品,文学经典只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里,情况也同样如此,但显得更复杂一些。所以,一切文学经典必须经受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检讨。文化研究对于推动文学经典问题的深入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一直发挥着某种解放政治的功能。近几十年…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

一、“经学中心主义”的揭示①德里达以独特的解构工作，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作出了毁灭性的颠覆，从而把近代以降的批判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思潮推向了顶峰。②正如杰弗逊所评价的，经德里达的消解之后，任何想绕过德里达而重建形而上学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③尽管德里达坚持认为，他所揭示和解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思维的特产。④并声称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一种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外发展着的强大文化运动的证明”。⑤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仍不禁要发问：逻各斯中心主义真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中国文化真的是“在逻各斯中心主…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殷国明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醒目的概念。我们不仅能够在几乎所有文学史，大学理论和谈论文学的场合遇到它，而且为此不断地卷入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之中。在当代中国，在所有的文学上...     

晚清文学中的变化力量

对于“晚清文学”，多数学者以１８９８年前后（戊戌变法、小说界革命）为开始，以民国为结束。而我以为，把晚清文学与传统的清代文学概念划分开来，是基于一种“变化”的考虑———这种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在１８９８年以前就已经逐渐发生：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冲击中国时起，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漫长的现代性进程，也就缓慢地萌芽了。所以我所谓的“晚清文学”，其实包含了１８４０－１８９８这一时段的文学内容。对于“现代性”的内涵，尽管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我以为，“变化”是它的一个基本内…     

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 ,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 ,而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 ,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 ,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 ,或是相反 ,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 ,都是不可取的 ,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 ,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50年代到70年代“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 ,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 ,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 ,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 ,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三块空间 ,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 ,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     

中国新文学的内在缺陷

中国新文学经过一百年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其独立品格产生疑问。其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在“生存性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是以各种西方之“器”传达各种既定之“道”,满足于新旧思维和差异思维导致“低程度创新”;二是新文学谈论的“独立”也是西方式的,而忽略了从传统资源中提取自己的文学独立品格;三是对西方式对抗与超越观的依附使中国文学走不出既定现实,更造成20世纪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破碎;四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学”研究的匮乏和“好文学”在事实上的稀薄,也不可能给中国新文学及其文论研究以有力的独立性支撑。     

荒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于中国荒诞文学的发生,目前学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中国荒诞文学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西方荒诞理论提供的思想资源,但更是中国文学发展到当代的自主选择。     

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正>不止一个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学不成史。这固然是一个极端观点,然较之西方文学的鲜明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现代派等呈阶梯式的有序出现来考查,中国文学史确不甚分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决定中国文学史不能按西方的标准来划分。我以为,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或雅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分界岭的有元一代文学产生的契机是什么?我以为与蒙古族的入侵及其相应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辨

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里，“新历史小说”曾作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给疲软的中国文坛带来过激动人心的刺激效果。今天，“新历史小说”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但它无疑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思想遗产。认真清理与甄别这一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学现象，仍然是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本文试图完成的工作，即是一种对于批评的批评。一８０年代后期，历史题材小说已成为重要的创作现象，也许不该排除寻根文学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摒弃和对历史性题材倾向的直接影响，它同时勃兴于先锋小说…     

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１８９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中国的结构主义批评

几年前，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已陆续引进，但我们在结构主义批评的引进、接受和运用方面还没有登堂入室。由于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学传统的不同，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困难。70年代台湾学者在引进结构主义理论时，就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本质有其独特性，不宜施以结构主义的分析”，但却也有人审慎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权利诠释前人的作品与看法，20世纪的结构主义，从整体、从底层的观点看文学，自有其立足之根据，也不必因它无法鞭辟入里地勾出中国文学的精髓，也因此扬弃不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