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根基在于具有物质属性的气,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统一于气.人是"天地之心",因为人具有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二者构成通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基本路径.在张载看来,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儒家强调要以万物一体的目光来审视宇宙人生,要求社会成员相互关爱如同一家人."天人合一"的落脚点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儒家伦理的普世转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浅谈儒学对当代环境思想的启示

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不仅使贪婪合法,而且使之合乎道德,多数人对物质财富的贪求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儒家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与现当代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对当代环境思想有诸多启示。若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享受"孔颜之乐",则地球的生态压力会大减;借鉴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我们可找到纠正人类集体道德错误的客观参照系;"赞天地之化育"是好且正当的生活方式。     

儒家“一体之仁”观的三个向度——基于生态伦理的追问

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一体之仁"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建立包含调节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的新型伦理学体系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儒家"一体之仁"观的意识论向度内,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与人事活动行为规范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就决定儒家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与调节人与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一体之仁"观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论.     

张载“为天地立心”释义

张载"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是指天地"意之所向",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哲先贤所努力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     

试论儒家仁学天人和谐之环境伦理思想

儒家天人相和仁学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万物一体、主客统一,天地自然更具根本性;以生释仁,强调珍惜生命、珍爱万物,是"替天行道"的道德至善;提出"民胞物与""人者,天地之心",既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又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当尽天赋本心,尽关爱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以体现人贵于自然万物,实现以人为本、爱物与爱人的统一,实现仁,达到人的道德完善.儒家天人和谐仁学思想在生态环境伦理观上的独特认识,可为我们突破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认识,为今天解决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     

试论宋明理学之“天人合一”仁学生态伦理思想

宋明理学家"天人合一"的仁学生态环境伦理哲学观,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人与自然同本同源,德治不仅是对社会还包括以仁爱原则对自然万物;提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为天地立心",实现以人为本、爱物与爱人的统一,达到人的道德完善。宋明理学在生态环境伦理观上的独特认识,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价值,对我们今天解决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现实意义。     

墨家的道德理论述评

墨家的道德理论包括道德起源论、道德价值论、道德规范论、道德评估论和道德教育方法论,皆自成体系：关于道德起源,它宣扬上天赋予论,又突出后天习染论,表现出"二元化"倾向;关于道德价值,它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和"义为天下之良宝",把道义同功利统一起来,比儒家重义轻利的说教,无疑更为合理;关于道德规范,它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及"赖其力者生",大力倡导"俭节"的美德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道德评估,它提出以"三表"作为评估的标准和"合其志功而观焉"的评估方法;关于道德教育方法,它提出了诸如"尚贤事能"、"上同而不下比","尊天事鬼"等一系列具体的方法。     

直觉、理性、生命本性——论梁漱溟道德根本论的理论建构与思想特色

梁漱溟由西学、佛学回归儒学,将道德"根本"归之于"直觉""理性"或"生命本性",其目的也在于肯定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繁衍的儒家文化传统。在梁漱溟看来,儒家学说既以"仁"言人,又以"仁"言"人心";肯定"仁"为人所固有。而这种人所固有之"仁",正是人在生活中道德行为的"根本":"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懈失而已,非有他也。"因此,他认定,儒家以"仁"言人,以"仁"言"人心",实早已揭示了道德的"根本"与"源泉";儒家所主张的"求仁之学",本质上即是"实践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人们思考人的道德根性问题,其要也只在"自识其本心"或说"识仁"。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论原始儒家“中庸”理念之变异

中庸的变异根源于原始儒家道德理论兼摄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性格,其内在根据源于其心性理论。原始儒家将主体之心作为统摄形上本体与道德工夫的结合点,本体之天回落于心,统摄主体性情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心外显于主体修身与治世的道德实践。然而,原始儒家将治身与治世融为一体存在明显的弱点:中庸以"仁"为价值旨归和本体论归宿,但历史上几经变异后的中庸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向,却忽视其本体论层面的价值,而中庸变异的过程也是学术屈从于专制的过程。     

戴东原"群""欲"观念的思想史回溯

本文从戴东原"群""欲"概念上溯先秦儒家礼义起源于饮食男女。饮食之道可以引喻个人与众人生命的安稳与否,男女婚配则可匹配天地五行之义,故所谓饮食男女,实又不仅仅止于饱食与性欲。儒家以血缘为基础,以两性生命之结合为开端,开展各种社群关系的价值,究其实则俱不离形体生命的繁衍;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也都不离血气心知合一的身体。自"欲"至"群",人类社会始简终大、始寡终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由此而生。戴东原群、欲之论,与先秦儒典旧义有承继发展之关系。先秦儒者重视饮食男女之身体活动的道德价值提升与开展,东原则特别勾勒出一个分殊与一体并存的世界,注入儒典尤其是《孟子》之中,提揭其中的社群意识。东原的案例提醒了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典的义理,在宋明理学典范性的解释以外,还有另一条康庄大道可以依循。     

论先秦儒家对忠德的整合与创建

先秦是儒家忠德发展史上的整合与创建时期,主要代表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从德性伦理学角度来看,先秦儒家把忠德整合为"德之正也"、"令德"、"全德",使忠德成为众德之基;二从政治道德角度来看,先秦儒家把三代以来上对下的"忠"发展到了忠德在实践上具有平等性、互惠性的层面;三从忠德实践角度来看,先秦儒家认为忠德具有层次性。     

儒家人治理念的价值预设及其现实困境

儒家理念中的人治是"圣王之治",其内含的价值预设主要有四:一是人性本善或可善;二是人具有通过内在修炼成就圣贤人格的无限能力;三是"人是天生的道德动物",必须过社会道德生活;四是社会由圣王治理天经地义.由于儒家思想家未能对人能否成圣、如何判别圣人、圣人何以为王、圣人为王后如何治国、如何确保圣王永远为圣(绝不滥用权力)等五大关涉其理念生命力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答,以至其人治理念不仅内含一系列逻辑矛盾,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必将陷入理念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之中.     

论儒家“义以为上“荣辱观及其价值导向

儒家在其道德建设过程中,强调"义以为上",力图使其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人们关于荣辱的体验,形成相应的荣辱观,实现其价值导向。儒家认为人"非利不生",用"义以分之",主张"义以为上"荣辱观,把"计利富民"作为价值导向,从而树立其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以德行为进路看先秦儒家养心观的何以可能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通过赋予心的道德性,主张以现实的德行为进路,从人文道德出发,将个体之心从日常现实生活上升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超越存在,通过内外双重养心践行实现从现实的个体之心到充盈于天地之间的超越之心的转换,最终重建起一个符合儒家价值评判标准的社会秩序.     

论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所提出的"泛爱万物"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同时也表达了他从价值层面肯定世界之观点,"天地一体"是其哲学基础,"一体之爱"思想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提供了理论支撑。宋儒和惠施皆持"肯定世界"之立场,并且在立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惠施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构建"一体",而宋儒则是通过智慧的方式,二者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种关联性表明,惠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关注。     

濒死与重生：论儒家生命伦理学价值基点之再造

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传统始于先秦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光辉是"人是目的"这一生命伦理原则的第一次集中展现。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社会治理的重心从秩序追求转向效用追求,人类伦理精神之光整体黯淡下去,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价值生态。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传统在近代遭遇的挫折是人类道德形态演进历史的"快放",从重视生命伦理到陷入生命价值虚无之中,"变"与"常"之间的张力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形态演进过程,在这一由"濒死"到"重生"的蜕变中,儒家生命伦理学开始重新寻求价值重建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