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河洛士人与关中士人的互动

关洛地区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中期以后虽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着黄河自西向东、沿着大运河自北向南逐渐变迁,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使得关洛地区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是由一批奋发有为的关洛新晋进士所发起,它对振作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北方士人走向文坛中心。期间关洛士人的良好互动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文化的土壤,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发展。     

“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试析明代后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的旅游观

明代后期 ,士人旅游之风盛行 ,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作个案分析 ,认为他的旅游观有很多独到之处。他从人、自然、旅游三者的关系出发 ,认为旅游是天赋于人的本性 ;旅游所追求的是心境的高旷与自然 ;同时 ,在自身的经验积累上提出“游道”,即具体的旅游方法     

浅析孙悟空形象意涵与明代士人精神

在中国古代文学吏上,<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被喻为古代浪漫主义神魔小说的最高峰.孙悟空形象的完美塑造,不仅反映作者惊人的文学和美学想象力,也体现了明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本文通过孙悟空形象内涵的分析,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试图构建该形象与士人精神气蕴之间相互作用、相关联系的理论内容.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论魏晋士人狂放之因

魏晋士人狂放不羁，其原因主要有四：政治局势的动荡、多元文化的碰撞、庄园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     

中古饮茶之风与士人审美情趣研究

饮茶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盛行于中古。自此伊始,饮茶之风越刮越甚。中古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人生活在此种既富贵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在此种背景下,中古时代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审美大发现时代。由于中古饮茶之风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与士人不断变化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因此,中古饮茶之风的盛行充分反映了中古士人的审美情趣。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

明代太仓库额定岁人的类项呈逐步增长的主流发展态势.这与内库、地方财政、民运、盐法、田赋征收等财政方面的重要制度变革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太仓库岁人类项的发展历史表明,从初期到末期,明代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

唐末的混乱政局较其前更恶性发展,并有异同之处.唐末牛李党争已经结束,但朝官间矛盾更突显,而宦官和藩镇问题仍然存在,且更恶化严重.此时宦官更为专权跋扈,不仅主宰朝官的命运,甚至握有废置皇帝之权.而其时南司则反击更烈,且宰相崔胤又密结强藩朱全忠大肆捕杀韩全诲等大批中人,杀戮宦官几尽.藩镇问题也更复杂而矛盾纠结,强藩多挟天子以自重,勾结个别权臣,贬诛朝士.在此政局下,战乱频仍,灾荒连年,士人们处境更为艰难险恶,运途多乖,遂有漂流奔避、艰于一第,遭贬杀、退隐、入道、远避他方等不同命运.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本文以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为主题, 硏究明代盐法制度的产生,进而说明其发展的演变以及时代的环境,同时分析其社会的经济构造和明代各时代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

游历是唐代很多落第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朝科举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相关制度执行不严格、唐朝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所致。落第士人大规模的无序流动,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同时,也造成自己家庭在经济上、日常生活上的诸多困顿。但落第士人游历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对唐朝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

蓝袍大王即青衿之匪类,主要是指基层社会中品德不良、行为不端,肆意横行,武断乡曲的儒学生员。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发展,设立各级学校,体系完备,中后期开始,儒学生员的数量也随着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增多,乃至数量庞大。士林队伍的扩大也带来士品的流杂,蓝袍大王大量涌现。这些无行青衿反映出明代士风的渐落,究其原因则是重利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明代教育政策和管理的失当,同时蓝袍大王任性妄为,扰乱地方秩序,且作为基层士人与地方官、乡绅、胥吏、庶民等沟通交杂在一起,矛盾冲突,为地方社会的控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教育危机,士人群体的问题直至明亡都是困扰明朝政府的痼疾。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