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软件的几个伦理学问题思考

计算机软件是信息处理机制的对象化,在现阶段,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为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利益,也造成人们对此产生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本文以“底线伦理”的思路,为人们在智能软件、商业软件保护、自由软件等方面的不同看法达成共识提供一种尝试。     

民事诉讼第三种裁判模式：共识性裁判及形成基础

共识性裁判强调案件的裁判不能仅仅体现裁判者单方面的意思,而是要求在裁判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要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话博弈为主要内容,通过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商运作。各主体间主要是使用对话的形式进行沟通和协调,通过主张、辩驳、质疑、论证、修正等行动,最终形成共识。共识性裁判主要是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以及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作为理论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对话沟通机制来达成各参与主体都愿意接受的共识。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因为任何技术、政治谋划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这也凸显了伦理共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性。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也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伦理共识应该为:"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普世伦理初探

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道德挑战,使得普世伦理成为可能。“自下而上”的探究方式达成以社会道义为基本维度的普世伦理规范;各特殊道德主体所持价值目的异质性的既定存在,使得普世伦理的承诺只能是低限度的。     

共识性伦理:工程共同体整体伦理的实践基础

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工程伦理目标的实现要以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为前提.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要求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工程实践过程中都能够具有较强的道德敏感性和伦理责任意识,并且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与协商能够达成伦理共识,促使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道德实践形成一种道德的合力.交往共同体的先在性、共同体视域融合的可能性和集体意向性的现实性使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成为可能.     

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关于普世伦理的若干思考

普世伦理并不是一个后工业时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它反映了人类普遍道德的历史传统,而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道德危机强化了人们对其的追求,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时代性的课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普世伦理不同理解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普世伦理应是人类在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上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多样化民族伦理文化“共同点”的提升和发展。并认为,普世伦理具有平等性、公约性、多惟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前提或限制

哈贝马斯认为,在"理想沟通情境"下,如果人们能够遵循陈述真实、意向真诚、规范正确等基本要求,相互之间就能够达成共识。但分析表明,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共识的达成至少还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参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中,又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方的言语是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断,因而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达成共识。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从“合理选择”走向“理性共识”：霍布斯契约论证中的内在逻辑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追求不同偏好的个体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夺中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从整个论证来看，霍布斯显然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信奉一套来自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目的论的道德观念，而是依靠那些拥有不同“合理选择”的人通过理性层层辨析和推理所达成的“理性共识”。霍布斯是以一种非宗教神学的方式来寻求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个体人基于私利的“合理选择”论证了人们走向“理性共识”并建立合作的可能和条件。     

农村生态伦理教育的现实藩篱与路径解析——来自“民胞物与”思想的启示

宋代张载从“天人关系、人物关系、人世关系”三个维度阐述“民胞物与”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爱人爱物,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是宝贵思想资源。随着人们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形成以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越富越光荣”的财富伦理和农民的利己主义导致农民在追求财富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伦理。农村生态伦理教育方面欠缺制度保障,尚未形成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主体协同配合,这些因素共同制约“民胞物与”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农村生态伦理教育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要在主体上注重协同性,在内容上注重通俗性,在方法上注重实践性。“民胞物与”的思想精华需要与时代诉求相对接,融入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中,融入农村生态伦理教育宣传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仿真机器人的伦理问题探究

在机器人伦理的讨论中,仿真机器人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在具体应用情境中出现身份认同困惑、伦理认知偏差等令人忧虑的问题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集中体现在机器人伦理主体论争、道德代理人缺失、情感表达能力真实性等方面.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学术论争中,机器人的伦理主体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证,道德代理人也因此而缺位,即使具备情感表达能力,也很难获得人类的认同,遑论道德关怀.但无论仿真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人们都应当出于义务和责任及自身崇高的理想追求避免伤害“他们”,走出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恐惧,通过建立虚拟主体、拓展伦理界限来维护“他们”的道德利益,以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消除人们对于仿真机器人的困惑,防范未来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     

论教学共识

在当下教学多元、差异表现异常突出的情势下,寻求教学基本理性,达成一定的教学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教学共识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学观念阐释过程,而是一个教学实践的不断选择和创造过程.对于学校来说,教学共识既是对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成果的一种积极肯定,也是学校未来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景.对于教学主体来说,教学共识的达成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它意味着个人教学观念的反思和改造,甚至是颠覆和重塑,因而也是一种自我的规限和克制.教学共识的贯彻和落实不能仅仅靠某种善良的教学意志和美好的教学愿望,还需要将教学共识凝结为相对稳定、规范的教学制度和行为习惯.     

论翻译生态系统中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

翻译生态系统中的多元主体间存在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共在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该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由主体间性所达成的“视域融合”是翻译得以顺利实施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表现为翻译主体对翻译对象、翻译策略和译介环境的适应性选择。最佳翻译实质上就是主体间性的最佳“视域融合”。     

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及其策略

教育管理是一种主体的伦理行为,教育管理伦理主体意指管理者作为"主体"的自我确认、对于"他者"的尊重以及关于"主体"与"他者"关系的科学处理.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途径有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性的建构、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行的规范以及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美德的养成.其意义在于能够使价值性教育管理目标得以重估,实现民主化管理决策方式,并达成幸福型情感管理模式.     

责任视角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问题研究——基于山西省D村“秸秆治理”的调查

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多主体合作参与。而合作往往因主体的多元性、责任分配的艰巨性和责任认知的差异性而难以达成。在以往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多靠政府高位推动为主,社会力量或资本力量参与其中。通过对D村的秸秆治理调查发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不仅仅体现在多主体的互动,更体现在责任的互动与调配。合作的达成,在“话责—明责—共责—分责”的链条中一步步实现。协商话责和明确责任是前提,共责与分责是合作达成的关键机制。产出效能感、责任排序与责任重叠是影响责任共识达成的三个要素。通过对责任分解的规则解读发现,基于身份、规则的同等性;角色、地位的差等性;能力、责任的对等性是责任分解有效的关键。“以责任联结合作”通过激发各主体的内部责任意识、规范责任行动,为新时代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达成提供了新思路。     

试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型范”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这种文化传统,越来越严重地窒息了人的创造活力,成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沉重包袱,这也为人们所公认。本文试图从“型”、“范”、“则”等词的词义发展入手,对儒家“型范”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