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经济开发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是西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几点:国民政府将西北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来经营;西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内迁企业带来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及战时特殊的供需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被迫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工厂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 ,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虽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展和时局的转换 ,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并为嗣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 ,至今仍有鉴借意义     

陈诚与抗战时期鄂西农业开发

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在恩施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时,为满足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对鄂西农业进行了综合开发,使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诚开发战时鄂西农业无疑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开发农业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对今天鄂西及我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的特殊篇章

大西南在历史上科技较为落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内迁,为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机遇,加上国民政府制订的一批科技条例,促进了西南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广大科技人员通过艰苦努力,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形成了西南大后方科技发展史上的特殊篇章。研究抗战时期西南科技的发展,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

四联总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对西南大后方进行了空前的工农业经济投资,对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集中论述其投资制度、投资过程,并对其投资绩效与资本特征进行分析。     

抗战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及其特点

中国合作金库的建设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合作运动而兴起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看重,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力推合作金库的建设,使之进入了一个以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构建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时期。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直接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近则促进农业生产,以坚持抗战,远则振兴农村经济,以实现“民生主义”。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战时环境下,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虽然出现了一个连续几年的发展高潮,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农贷的增长,有利于抗战;但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与制度的缺陷,使其深层矛盾无法破解,并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一系列特点,最终大后方合作金库的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抗战时期陈云大后方组织建设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陈云立足于10年内战时期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惨烈教训,批评了许多同志不安心大后方工作的急躁情绪;提出了党在大后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对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为我大后方党组织在险恶的白色环境中保存并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     

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时期陈云大后方组织建设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陈云立足于10年内战时期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惨烈教训，批评了许多同志不安心大后方工作的急躁情绪；提出了党在大后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对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为我大后方党组织在险恶的白色环境中保存并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贵州的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7%,地形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的诸多原因,使得交通十分落后,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在西南地区乃至于全国的战略地位突显出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随着抗战的深入进行,贵州特有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人文条件、资源条件,使贵州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之一,贵州的交通事业特别是公路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贵州战时经济社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湖南人身保险消费特征及市场应对策略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壮大 ,近年湖南人身保险消费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影响人身保险消费有若干主要因素 ,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和探求相应的市场应对策略 ,对加快民族寿险业的发展 ,促进我省经济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支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改善大后方交通的措施.复兴驿运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由是四川驿运在八年抗战中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评析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贵州航空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初探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由于贵州地处大西南的中枢位置,为满足抗战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贵州的航空运输业获得了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中心的成因

抗战时期 ,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美术家 ,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使大后方成为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一局面的形成 ,不仅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美术家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创作条件有关 ,更重要的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特别是中共南方局对抗日美术运动的关注与支持 ,为美术的繁荣营造了必要的政治氛围。美术家们在救亡旗帜的引导下 ,创作热情高涨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