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从《朱子语类》看朱熹的“俗语”观

“俗语”这一概念古已有之,在《朱子语类》文本中,朱熹不但主张解经要明俗语,而且在具体解经过程中,俗语运用生动形象。究其“俗语”内涵,不仅包括口语化的词,还包括通俗化的谚语、成语、惯用语等形式,类型灵活多样,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同时,朱熹“俗语观”有机地协调了义理阐释与俗语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用语风格,也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

本文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汉唐以来直至朱熹以前,训"皇极"为"大中"是主流解释,然而朱熹在遭受极大政治打压的晚年,毅然将《皇极辨》公诸于世,强调指出"皇极"应当解释为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为天下树立道德楷模。文章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     

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

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饶鲁对《中庸》工夫论做出了独到阐发。他精细辨析首章之"戒惧"、"慎独",以"事物既往、思虑未萌"析不睹不闻之义,辨不睹不闻与未睹未闻、独睹独闻之别,剖戒慎与恐惧之异,判事理与内心之离。提出中庸之道当以变化气质为功,坚持忠恕意义的单一性及忠、恕之别,从知行相因、体道之要角度对"三达德"作了精彩阐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注重工夫之简易可行,显示出朱子学内部酝酿的某种心学倾向。其《中庸》工夫论的阐发不仅丰富了《中庸》学的诠释,且对朱子学有所突破,对宋元理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大易之复：一种生生不已的和谐循环智慧——从《易》之“复”卦的圆润通变图式谈起

宇宙万有在时与位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无不体现出和谐循环特征。易学阴阳相反相成的和谐思维形式,隐含着生生之道。大易之复的和谐提升机制属循环型,具有强大的化生之德。先哲认为,复是亨通,是往复不已的自然之道,是整体系统的形态、属性、功能方面的往复性转换,是在和谐发展中向着对立面转化。《周易》把宇宙万有看作是整体圆润、广大和谐、旁通连贯、生生不已的系统。此种和谐循环观念自从被《周易》系统地表达出来以后,成为中国文化成长壮大、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内在生命力,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地”与“圣人”之“大仁”——《老子》第五章主旨简说

《老子》第五章是体现老子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思想的代表性章目之一。此章之主旨,乃在于主张虚静无为,效法天地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者运用双重比喻手法,强调圣人要像天地仁爱万物一样地仁爱百姓;而要实现如此之爱,圣人就必须进一步像天地自然运转生化与仁爱万物一样来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仁爱百姓。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老子》全书,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