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stablishing a dialogu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has been a constant challenge confronting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 review of human history reveals that whenever social progress comes to a turning point, the topic of Enlightenment will inevitably be raised, giving rise to a new round of heated discussions triggered by doubts, reflections and criticisms in relation to Enlightenment. Today, althou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modem rule of law have not yet been accepted as general social practices, the＇modernization that embodies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and the appeal of the rule of law has actually transcended purely academic boundaries. In a sense, it could be said, ＂modemization＂ has taken root in the minds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epitomizing almost all their expectations and imaginations about life in the future. In the final analysis, re-opening the discussion of enlightenment represents a new attempt to unravel the complex of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dual tensions between ancient times and modemity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dentify the causes of intemal and external conflicts, explore the humanistic foundation of modem states ruled by law and the true values inherent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value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 attempt to pursue a realistic path and find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m state ruled by law.     

SPECIAL ISSU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如是与应当的悖论、必然与自由的悖论、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等。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反思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竞事业。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hird Sense of Enlightenment as Seen in the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对现代启蒙批判思潮的反批判,康德哲学固然能够在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提供富有成效的支持,但这应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问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康德《判断力批判》诠证了理性诸多领域与不同原理之间关联的可能性和途径,揭明了启蒙的第三要义：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了起来;关于现象的表述原本可以分为不同层次,除了构造自然对象知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形式,理性亦有构造情绪现象与审美现象的能力和形式。因此,理性批判并不限于通过对现有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分析,揭示既有的理性形式及其构造活动,而且还在于发现理性的新形式和构造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具有新的形式和性质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直至这种知识本身。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The death penalty and human rights

人权是每一个人都应实际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具体内容具有时间上的演进性和空间上多元性的概念;死刑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在我国,死刑目前仍然是保护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必不可少的措施;通过正确地理解现行刑法的规定,完全可能在5-10年内将死刑的实际适用减少90％;随着社会矛盾的缓解,我国也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实际停止死刑的适用,促使死刑的消亡。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bolition or retention： rethink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死刑废止论正在成为一种为刑法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理念,废止死刑目前也被当作是一项目标而不再根据现实国情和罪情去思考。促进此种理论共识形成的诸多因素之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废止死刑国家的数量统计,以及建立在这一数量统计基础上的“废除死刑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和趋势”臆想性认识。客观地看待废止死刑国家的真实数量,反思已经被法学界全面认可的统计数字的非科学性,并深入思索死刑存废的国际现状,对于立足中国国情去理性地思考死刑的存与废,并警惕学术研究中的数字陷阱和数字诱导,意义重大。从中国的历史阶段和整体情况来看,死刑在中国不宜立即废除。     

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of culture in China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但还处于起步、初创、泛化而不精细的阶段,目前至少存在着实证性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知识学的,范式性的等几种文化哲学类型。造成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泛化和多样化特征的直接原因在于,它的兴起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思想理论资源,而深层原因在于,尚未真正实现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范式转变,深化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理论范式的自觉,避免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一种部门哲学,而把它定位于一种通过回归文化而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范式,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I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数据分析显示,市民最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市民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成为行政机关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市民最不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饭店服务业等。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类型以中、远距离为主。在社会距离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有很大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两大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Transi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82-2012）

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结合的角度,就制度、经济、文化、政治、战略等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国家认同,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轨迹。通过凝聚国内共识、提升国际认可来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应进一步培育公民意识,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强化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关联,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随着和谐社会治国方针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化,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编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了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就目前立法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设置还相对粗放,也存在诸多争议。刑事和解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强化规则性完善与制度性建设。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Age and Its Causes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性族裔冲突和民族矛盾更加凸显,这使得国家认同成为现实和学术关注的重点M题。在全球化时代,要较好地处理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对国家认同发生的逻辑,即民族认同的性质、国家认同的性质、陶家认同对地方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危机发生的逻辑等进行彻底的分析。从社会认同需求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现代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完成,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风险,呈现出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使得国家认问对民族成员的意义进一步被削弱,并引起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兴起,进而导致了发展中因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Philosophic views and significant issues in philosophic research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人们对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表现了对哲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等哲学观的差异,特别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解的差异。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理论形而上学,但保留了传统哲学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保留了传统哲学超越的形而上学维度。只有进入和保持在哲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才能有哲学意义和性质的重大问题研究,哲学思维方式仍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theory of question-oriented refle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00-1920）

借助翻泽,“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娴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微殊差异,后者将新文化激进主义导向极端。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创造,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个人主义的单维描写,未能使恋爱体验向纵深挖掘,而是引向浮浅。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essential tension： on the distinction of ideality and actuality in Marxist philosophy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加以混同的柏拉图一黑格尔哲学传统,另一种是将二者加以界分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传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背离了将二者加以混同的前一传统,但后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回归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根本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倾向,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而在理论上就十分必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界限。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issue of style of study in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首先要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其次要牢固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再次要自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现实表现和要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