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颜元的人性思想探索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我国清初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批判家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杰出代表。颜元针对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理为气主”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卷二)和“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颜元认为,气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理是万物所以然的规律,没有离开气而单独存在的孤立之理,理“无非是气之理也。”(《存性编》卷二)有气则有理,无气则无理。颜元依据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建立了他的人性论。颜元认为,人禀气而     

张载的唯物思想(下)

(二)张载的辩证思想张载这样说:“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就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不见其成,则虽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他从肯定宇宙的物质性中,进一步探索宇宙现象,从探索中看到宇宙事物变化发展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 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 (一)实理条理 “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     

《荀子》“制天命”新训

《苟子·天论》：“大天而思之，软与物言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软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2凡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多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段议论表现的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不注意与自然相协调，是片面的观点”。①其主要根据是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理解为：与其推崇天而思暮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富养而控制（或驯服、制服…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评孙奇逢“察人事之未然”的《易》学思想

学《易》旨在寻找科学认识世界的轨迹,以正人生而成事务;旨在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预知未然之变上,使之自觉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而不在拘泥于卜筮。卦爻这一形象思维方式中就寓有理性思维,它明显反映在六爻有规律地推进与转化上。所以,要预知未然之变,就需将《易》之理化为心之理,培养“易心”“圣心”,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做到不占而断。孙奇逢之所以教人“尽人事以回造化”,旨在尽人以合天！是乃人同天既有相一致的一面而又有相区别的一面所决定：“不息,则天;有息,则人;天人之分,系于一息,几微如此。”《易》教人立世、治国、平天下而不可稍忽也,则是其灵魂之所在也     

王船山的宗教思想

<正> 王船山之宗教思想与其理气论关系密切。船山从理气论宗教,创见甚多,兹分数点论之。一、天人不合船山所谓天,包括理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     

王充气论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经常讲到“气”。“气”是王充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因此,我们要探讨王充的哲学,就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一下王充气论思想。一、气在宇宙间的地位从战国到两汉,很多哲学家使用过“气”这个概念,但他们所赋予它的含义却不尽相同。《管子·内业篇》讲的“精气”和《荀子·王制篇》讲的“水火之气”是物质性的,而《孟子·公孙丑上》讲的“浩然之气”则属精神性的。在王充的思想中,“气”究竟是什么呢?它在宇宙间处于什么地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王充经常把“气”和有形体的物相对为言,例如他说: “非物则气”(《纪妖》); “不为物,则为气矣”(《论死》);     

从《荀子·成相篇》看质朴和俚俗诸审美范畴在中国诗学中的嬗变

我国的文学,虽然不具有欧洲文学那样发达的史诗传统,却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体积。长江莽莽苍苍,黄河奔腾咆哮,大漠千里,南海浩瀚,辽阔的幅员是我国产生伟大文学的基础。诗经中《大雅》保留了周民族发展史的片断,这已经有较多的人论及。保存在《荀子》中的《成相》篇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百家学说的充分展开,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理论总结,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物之所以成。”(《天论》)这一光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贯穿在《成相篇》中的主导思想。下引原文,由笔者分段,庶几见其体制、结构和思想。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论王廷相无神论范畴体系

<正> 王廷相的无神论体系,主要是由天和人、形和神、寿和仙、术数等范畴所构成。一、天和人在王廷相的无神论范畴体系中,“天”是最重要的范畴。在他看来,“天”有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的二重性,因而在天人关系上,必然引出“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这样两种对立的天人模式。王廷相从元气论出发,认为“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慎言·道体篇》)“天”并非是一种神物,而是由元气化生出来的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实体。他说:“盖天运星行动体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岁差考》),“天道者,言乎运化之自然,四时     

中国人性思想的五层意义

中国人性思想的早期完整原型,为《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四句诗包含五层意义,后来经过发展,成为中国人性思想的全幅意义。 第一,人类由天所产生(天生燕民) 这实际是从本源论讲人类的起源。这里的天尚是宗教之天,但是到不久之后的晚周,即转化而为自然之天与形上之天,即天地与天道。《易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即是把“天生烝民”,发展而为自然产生人类。由宗教之天到自然之天,作为中国人性论前提的人类起源论,便有了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合理思想传统。 第二,人性由天所赋予(天生烝民,有则、秉彝)这里的天,即作为人性根源的天,后来被理解为天道,也就是自然的形上本体。孟子在引述这四句诗后,紧接着说:“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这表示孔子、孟子都把这里的天理解为天道。《中庸》:     

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

宋人杨文昌为王充《论衡》作序,赞其文“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元人韩性的《论衡》序中亦有类似的话。所谓“性命之理”,相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思想。一部《论衡》,其心理学思想不仅异常丰富,而且自成体系,如“气论”、“物论”、“性论”、“情论”,“才论”,“知论”等等。作为一位文论家,王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明显的过渡作用,亦即扮演了从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在内的有文字记载的学问)过渡到狭义的“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在内的文章之学)的“桥梁角色”。正是在这种“过渡”之中,王充的文学理论显示出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换言之,当王充站在哲学的角度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他无意中创建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     

寓体系于漫话——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论绝大多数是以诗话、诗评、书信、札记等“漫话”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虽然用只言片语发表了隽永可喜的意见,却不成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某些诗论是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的,本文试以王夫之诗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王夫之论诗的主要著作是《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以上三种合称《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另外,在他某些诗词的序言里和不少哲学、史学著作中,也有涉及诗歌的言论。《姜斋诗话》与一般诗话体例相同,分条论诗、论人;《诗广传》是他读《诗经》的札记,涉及范围很广;三种评选中的评语皆因诗而发,互不相属;其他著作中论诗之处更是一鳞半爪,了无关涉。从现象上看,他的诗论不过是这些漫话的集合而已。     

议边·论赦——王符的民本思想的特色

从周公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以后,民本思想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立君为民”都是民本思想的不同论述。西汉贾谊对民本思想作过系统论述。他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王符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篇》)君不是为自已私利去奴役人民,应该为人民去消灭危害人民的东西。他认为:“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遏利篇》)王符的民本思想与前人相比并无新见,在议边、论赦中论述这种思想却颇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