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劳务派遣法》的沿革及其影响

本文在对日本<劳务派遣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日本雇佣制度的影响.<劳务派遣法>从最初的立法到后来的大幅度修改,是立法者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顺应了日本社会对雇佣制度的改革要求.据此形成的劳务派遣制度使日本传统雇佣制度即"终身雇佣制"得以维持的同时,促进了其向"组合雇佣制"的演进,也给日本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造成了新的冲击.     

中国政府规制体制的博弈分析

政府规制体制的运行过程,是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者按照政府规制法律规范确定的规则进行博弈而达到均衡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规制体制中的博弈均衡是一种没有充分顾及社会利益的博弈均衡,是一种没有质量、缺乏效率的博弈均衡。政府规制体制是为实现政府规制目标而采取政府规制的组织形式。鉴于此,完善中国政府规制体制的措施为:巩固体制基础、完善法律体系、明确主体构成、健全运行机制。     

近年日本科技体制改革浅析

新世纪伊始,日本就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在2002年日本政府推进改革之年,小泉内阁的重要决策咨询机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经过深入研讨,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从而使日本的改革从财政、金融、税制、规制等的改革扩展到科技体制改革.日本近年科技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举措、背景分析与前景值得研究.     

战后日本民营化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

民营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革现存社会组织结构,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在推进民营化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过程可能会偏离政策自身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虽然两次民营化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在"分割性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决策体制下,经过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使民营化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最终只是基本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日本放宽控股公司限制政策简析

进入90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为了摆脱经济的长期低迷，给经济注入活力，日本政府推行了逐步放宽各种限制即“缓和规制”政策。在此项政策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取消对设立控股公司的禁令。这项措施使日本经济界、产业界50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在去年得到基本解决，成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中一项重要措施。那么，何谓日本的控股公司？放宽控股公司限制政策的背景及发展过程如何？为什么要放宽对控股公司的限制以及放宽限制后对日本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简要论述和说明。一…     

外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在引入外资方面持谨慎态度、国内规制特别是在非制造业领域的准入规制过多、行政手续繁琐、投资成本较高等原因,导致外国对日直接投资较少,日本内外投资不平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推进放松规制等改革,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使外国对日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但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就业生活环境、简化行政手续、健全信息体系等将是日本今后的课题。     

公司股权结构与政府规制的关系——以战后日本股权结构演变为例

战后初期,在规制色彩浓厚的制度环境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股权结构变化,高度分散的个人持股让位于相对集中的金融机构和实业法人之间相互稳定持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放松规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又带来了以相互持股解体和纯市场投资者崛起为标志的第二次股权结构变化。由此可以认为,政府规制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安排产生有力的利益导向和强制约束的作用,是探究股权结构模式选择的重要制度因素。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一条重要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日本政治体制正是在应对严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了根本性质的变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方的应对博弈过程,最集中地反映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三方力量消长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性影响。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导者民主党来说,大地震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形成了挑战。总体上来看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加快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同时官僚主导将逐渐被政治主导所代替,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位一体的政治同盟也将面临深层次的变革。     

后危机时代日本政府规制政策的方向性调整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辅之以政府利用规制手段干预经济、扶持产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政府实施了放松规制改革,这一改革在小泉政府时期达到了高潮。然而,以美国为中心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日本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规制改革,并在后危机时代对规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审视,谋求人民生活的安心和安全成为规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日本规制政策的转向说明:规制改革从制度供给向制度需求转变。另外,经济危机、地震等外部因素也影响了制度的动态变化,改变了制度变迁的轨迹。     

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

利益集团是一些有着某种共同利益要求的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公民和决策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利益传递机制。西方国家的政策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对进一步疏通民众利益诉求的管道,提升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利益集团表现出明显的“自利性”的特征,因此,政府必须采取适当而又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