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总统与美国联邦政府腐败之缘起

美国从早期“绅士政府”向中期杰克逊“大众政府”过渡时期,其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负面意义.杰克逊“大众政府”下的政党政治兴起和“政党分赃制”的盛行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场乱象和官场腐败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挖掘19世纪中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官场乱象和政治腐败产生的根源,可以深化对美国政党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理解和认识.     

营商环境优化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成都例证下的概念创新与运用

一直以来,“政府失灵”都是学界一大热点话题。近年来,伴随“营商环境”理念的持续深化,政府如何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积极作为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文章运用案例调查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成都践行“场景营城”战略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存在的行为失灵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共质抽取,并结合对传统理论的吸收,创新提出“G效型政府”和“保障型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概念阐释和内涵区分,将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营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失灵”问题归结为“G效型政府”不可摆脱的先验信仰、边际效益和行为趋同三大惯性所致,并从修正的视角,结合对“有为政府”理念的深化认识,进一步构建起“保障型政府”行为逻辑和边界,以旨在为推动地方政府更好发挥职能职责,实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价值参考。     

政府“不经济”行为及其治理对策

政府“不经济”是当前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大阻力。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科层管理理论出发,可以探索政府“不经济”的根源,对政策“不经济”的改革要从四方面入手:加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实行绩效管理;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以政府的强力推动民营经济市场环境建设——兼对广西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广西是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市场环境建设滞后,不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所以必须下狠功夫推动广西市场化改革,把民营经济市场环境建设推上新台阶.政府在这场市场化改革中,应做有效的政府和有为的政府,实质是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用政府“强力的手”,以最快的速度促进市场要素的生成和发展,以最有效的手段弥补市场空缺,以最有力的措施提供优质的市场发展环境,以最务实的作风转职能促市场化向纵深发展,强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从而使改革真正步入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偏离”假设视角下中国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兼论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

政府创新是政府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相较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旧体制转换视角对政府创新做出的经典解释,政府过程理论的“偏离”假设,为从政府在现实与法理的“摆动”中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解释提供可能,丰富了其存在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现实政府往往在适度、过度以及多重“偏离”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发展。但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法律和现存制度并不具有使那种正向“偏离”合法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将其——至少是高效地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进行有目的性的政府干预。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最为典型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路径,能够典型地反映清单制度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对“偏离”现象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这对于政府创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政府制度性制约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依赖

实现“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在“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大轮子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 ,对市场经济我们眼下还不能有过多的要求与责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在政府一方。 1 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寻求提高政府有效性的途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 ,“三农”问题 ,乃至中国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的“一票否决”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过多使用了“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这导致地方政府工作出现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考核指标的大量出现主要在于上级政府的管理水平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化、上级政府的权威不足及法治意识薄弱等。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在于建立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合理划分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责权利、加强法治建设等。     

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微开门"政策

60年代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 ,美国曾对中国实施过所谓“微开门 (keepthedoorajar)”的政策。这是一个被史学家忽视的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 ,肯尼迪政府的这一政策是相对中立的。其主要内容有 :认可中国的现实存在 ;主张降低敌对 ,尝试“接触” ;除了“遏制”外 ,还对中国施加“引导”策略。本文利用美国外交档案文件 ,对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特点、提出的原因以及实施情况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指派责任制：回应性政府建构的一种有效机制

数据和既有研究表明,中国诸多城市政府通过建设政务热线而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其背后的责任机制值得深究。中国城市政府的强回应性源于以“工单”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派责任制”,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责任机制重塑,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事本主义治理逻辑。市民通过热线平台表达诉求,并与市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诉求转化为“工单”,热线平台代表市级政府以“指派工单”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及边界,并采用“限时办结机制”“协调督办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政府回应性保持在较高水平。     

陈之迈—抗占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o lC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o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c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 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 (Crisis Govem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行政机构改革,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行政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化行政改革运动,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中,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面临机构重组、人员分流、利益平衡和改革配套等方面的困境,因而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讨,并相应地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效率问题——兼谈高效政府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

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目前,我国屡现资源紧缺迹象,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存在的另一种资源的浪费:由公共管理低效引起的“政治资源”的浪费。提高政府效率与构建“节约型社会”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面对政府低效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本文将以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为理论工具,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在冲突与矛盾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引来了众多批评。批评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模式不仅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而且其在改革过程中还凸显出大量的冲突与矛盾 ,这些冲突与矛盾在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新公共管理”的另一种缺陷表述。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场遍及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 ,对我国现阶段的政府改革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     

着力把握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个公共行政研究者的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西化”了的世界 ,这个“西化”了的世界在结构上是属于一个“中心—边缘”模式的 ,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中的各种危机因素都可能会转移到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去。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打破这一“中心—边缘”模式 ,不能仅仅致力于经济建设 ,还需要在政府体制、科学发展和教育等方面探索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 ,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才能摆脱近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政府主导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技术和组织特征;但它没回答促使经济发展技术和组织特征变革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许多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了“发展陷阱”.本文通过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总结认为,经济发展存在动态阶段性,经济体系没有内在的冲破阶段阻碍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发展机制可以通过内在制度安排和协调缩短寻找转型的痛苦时期,避免经济陷入“发展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60年历史经验的分析,补充了现有经济理论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政府主导工业化、主导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因此本文认为构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应以政府主导工业化为核心.     

"e"时代的"有形之手"--浅论政府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企业“E”化时代的作用 :政府上网为企业“E”化推波助澜 ;撬动政策杠杆为企业“E”化造势 ;既订游戏规则 ,又履行“亮牌”职责 ;“E”化企业 ,要靠政府请“财神”     

职能导向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主题与核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机构改革存在明显的“职能导向”,即机构改革以明确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为逻辑导向,这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职能导向论”.中西方国家在地方政府中的机构改革实践可以作为“职能导向论”的经验证据.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政府职能定位正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正以“大部门体制”为目标,以有效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但是,在目前,两者之间的协调还存在许多误区,阻碍了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     

“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

“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了冲击，刺激地方政府举债。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6年“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不仅会直接促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还会通过税收竞争、土地出让和支出竞争间接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且这种间接影响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不同。另外，“营改增”对高水平转移支付地区的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深化我国财税制度改革、优化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是严控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