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湘淮关系看淮军军系形成的轨迹

试从湘淮关系看淮军军系形成的轨迹张勤在晚清，湘军和淮军是二支联系十分密切的军事武装力量。在渊源上，淮由湘出。因此，对于湘军在军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诸多重要特征，淮军在发展上也做了重要的承袭。然而，这种承袭在本质上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     

瑞麟督粤与晚清广东政治

瑞麟的两广总督生涯处于所谓"同治中兴"阶段。瑞麟凭借早年与慈禧、恭王奕建构的人际关系,在广东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督粤长达十年。瑞麟督粤改变了自同治初年伊始湘系督抚占据广东政坛的局面,使广东逐步呈现类似"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在这十年内,瑞麟采取内外相对平和的政策,使广东社会经济从咸丰朝的动乱中恢复,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所谓"同治中兴"的气象。然而瑞麟的洋务自强与对外交涉实际流于表面,并未能给广东社会带来多大变革。在"非湘非淮"的权力格局中,广东勇营渐呈"尾大不掉"之势。瑞麟督粤时期广东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反映了在"同治中兴"的表相下,皇朝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失控。     

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和覆灭

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辛亥革命失败的结局而来的,便是北洋军阀和各派地方军阀的统治。盘据广西十年的陆荣廷桂系军阀政权,曾经进兵湖南,占据广东,称得上烜赫一时,炙手可热。剖析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演化和覆灭,在西南军阀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军阀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特征。陆荣廷军阀政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清政府依赖帝国主义和湘系、淮系地主武装把     

地方勇营与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以安勇为中心的考察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清代咸同时期战时筹饷与淮盐湘岸旧制规复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在淮盐行销的湖南省内,太平军及私盐攘夺淮盐利益,粤盐、川盐亦不断涌入湘岸市场,统兵将帅在湘岸采取各种变通办法筹措军饷,导致湘岸旧制趋于肢解。战争后期,两江总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湘岸旧制,但兼顾安庆粮台军费筹措,盐价较高,复旧方案难以推行。同治年间,湖南援黔军饷紧张,湘抚刘崐奏请粤盐销湘,设卡抽厘,遭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坚决反对。王文韶任职湘抚后,由于曾氏与王氏交谊融洽,两江对湖南筹饷格外的照顾和支持,使得湖南与两江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两江基本收复湘岸引地。     

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

晚清时期 ,幕府的大小与幕主的职权、地位等密切相关。李鸿章的勋望、权势均较其师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 ,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上 ,还是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 ,除了时代的差异外 ,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的政治势力相提并论。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学术视野,始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此前它曾是奏折中的"海防议";之后近30年,它一直被"性质之争"所困扰: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两种策略之争三个阶段.至20世纪末,在近代化视角下,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研究,摆脱了"性质之争"的局限,研究空间得以拓展.     

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涵的一分为三思想

数学中的数轴、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为形而下之数 ;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函三为一”、“数成于三”、“道成于三”和“物成于三”等为形而上之数。它们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 ,能够对“一分为三”作出比较全面的诠释。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重议海塞防之争

每当人们论及近代新疆问题,自然就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一般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各自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近些年来,许多论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海塞防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对“塞防”论应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能否以此论定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则似可进一步讨论。     

晚清时期湖南公共文化事业与士绅心态——以南岳岳庙的两次大修为中心

湘军建立极大功勋之后,湖南士绅对自身文化的建设有了明显的热情与要求,广泛地参与修建会馆、修复古迹祠庙、修志刻书等公共文化事业,并且在同光年间先后两次大修南岳岳庙,耗资甚巨,形成了宏伟的主体建筑规模。作为南岳最重要的物质符号,岳庙两次大修由湘军要员倡导、士绅捐资,既映射出南岳作为文明奥区、湘人的精神信仰,其人文之升降,也体现出湘人此时心气的高涨。岳庙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走向世俗化,但船山学问精神却传承不辍,并在其后数十年间持续地对湘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逻辑的延伸——经济学帝国主义之道

近数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安徽是这场战争中清军主力──淮军的故乡，为此，由本刊编辑部和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安徽史学》编辑部、《学术界》编辑部、安徽省中日关系学会等五家单位，予9月21日联合举办了一次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邀请省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现根据发言及讨论情况综述如下。毅飞（省社科院淮东集四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介绍了在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情况；这次会议可以用“准备充分，盛况空前，成果丰硕，美不胜收”来概括。山东省委…     

略论平江花灯戏的产生与发展

平江花灯戏是湖南现存著名地方剧种之一,四百余年来为湘,鄂、赣边区数十县人民所喜见乐闻。(一)平江花灯戏原名灯戏,初期叫“歌戏”即中国早期的歌剧,外人叫它“平江花鼓戏”。“歌戏”一词见于乾隆八年编纂的《平江县志·民俗》:“元正献岁,邻里燕饮相庆,十二日止,谓之云开节,(旧县志)或者轮接雕神,搬演歌戏”。辞海则有详尽,明确的注解:歌剧是“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     

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侵,约在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人为决河,“自泗入淮”。从此“河流不复”故道,不再“北流”入渤海。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其下段夺淮河入黄海的局面,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之前,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下游上段的河道,即自阳武(今河南原阳)以下至入淮的河道,在金代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可能是史料缺乏,至今未见专门论述这段河道的文章。为此,本文就金代黄河下游上段的河道变迁,作粗浅的阐述和考证。     

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

建国以来,安徽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发现有铭文的铜器约104件,连同无铭文的铜器计算,估计约达千件以上。自前青铜器研究已成为我省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青铜器研究,讨论有关我省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一、商殷时期的安徽“淮”、“南土”的问题 “淮”字最早见于帝乙、帝辛“征人方”卜辞,“南土”、“南邦方”和“夷”字最早见于武丁卜辞。对“淮”、“南土”、“淮夷”的解释,学术界并不一至。大体讲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坤一被罢两江总督探因

刘坤一是湘系集团元老,他一生三任过两江总督。当他在第二次任上时,突然于1881年10月28日被清廷罢黜,竟至“家居守拙,一瞬十年”。刘坤一丟官的原因何在?在“10·28免职令”前,确曾出现过张之洞、陈宝琛等弹劾刘坤一不称职的奏折,其中主要揭发刘“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公事一听藩司梁肇煌所为,且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对此,刘坤一也曾辩解过:“内有一二端尚出有因,特不如是之甚。此外横加诬蔑,令人难堪”。几件经核实纯系“迁就人言”的奏折,居然能使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被不明不白地拔掉顶戴花翎,赋闲家居十载而不得起用,是     

有关近代史小资料两则

戊戌政变前夕的湖南,诚如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所说:是“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当时抱有新思想的人物如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黄公度、樊锥等,群集长沙,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活动,其中尤以出版刊物如“湘学新报”、“湘学报”及“湘报”等所起的作用,尤为巨大。但我国报学史及出版史料对这几种刊物的出版期数,所记均有失实的地方,兹就笔者耳目所及,简述如次。在这几种刊物中以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一日创刊的“湘学新报”为最早,它与上海出版的“时务报”及澳门出版的“知新报”,有“三足鼎立之称”(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该刊月出三期,“每期一本,取费百钱”。总售处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