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变

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 么深刻,以至于“文革”故事,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 题材之中。但是当“文革”已距今有了近30年遥远的 距离,当人们已经变得理智,与“文革”刚刚结束的文 学叙事相比,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题材范围的变化,更为突出的 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即由“伤痕”的、“反思”的直接 对“四人帮”的控诉,变为从生活的不同层面平静地、 反讽地、直接或间接地叙述,因此带给“文革”题材的 叙述以别样的面貌。 一、叙事焦点的改变 　　叙事的平常化…     

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叙述形式探索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裂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叙述形式探索引发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根本性裂变.传统历史小说沿用全知叙述和线性故事时序再现历史真实,体现了作家们的理性历史观念.新历史小说则以叙述形式探索为焦点,导致创作发生根本性裂变及对理性历史观念的质疑和颠覆.叙述形式探索革新了正统历史观念,解放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但也带来不少问题.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在日常生活化叙事中谛视生命——论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叙事

从语境角度研究小说文本,会凸现其话语交流的性质,使其得到始源性的动态观照.“五四”至“文革”期间现实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叙事,偏重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叙事,农民生存主要做了这种大叙事的媒介.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叙事则不同,农民生存成为叙事的主体和目的本身,这引起了叙述立场的根本变化:作家潜入农民生活的内部,通过日常生活化叙述,以体恤性的对话姿态对改革时代的农民命运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呈现,从而完成了对现实革命语境中农民叙事的全面反拨.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特色,“说话”中的“讲史”是历史纪录的民间形式,也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以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帝王系列历史剧以及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历史剧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说话之“讲史”直接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而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艺术形式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是通俗艺术向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靠拢,传统礼乐文化发挥着推动作用.从艺术形式的表现上看,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结构章法、叙事视角、语言风格,都在这个传统的延续中有所发展.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观点等方面,总结出了小说叙事的诸多“文法”,这些“叙事成规”与当代叙事学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小说叙事艺术独立性、自足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解构历史:新历史小说与穿越小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历史小说在我国文坛出现后,历史的叙事开始由重实写嬗变为模糊化。穿越小说是21世纪初继玄幻小说、轻松历史读物、盗墓小说之后又一种文学样式。新历史小说和穿越小说的出现。使旧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变成平民叙事,由以前历史小说努力再现和还原历史变为解构历史。但在解构历史的过程中,它们在对历史真实性的态度、叙事角度、时空观念等方面又有差异。     

社会批判·自我批判·自我放逐──论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主体精神

历史小说，通常是指以历史生活作为取材领域，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基本内容和描写对象的小说。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就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历史观、文学观的变化，有人开始把文本叙述中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史实依据的虚构性作品也包容进来，并以此与传统的历史小说范畴相区别，称之为“新历史小说’”。为了论述的全面和方便，本文从题材的涵盖角度出发，将这种新历史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统称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