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伤痕文学”的叙事方式和伤痕叙写的深层意义

“伤痕文学”是“蚌病成珠”的结果,但“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之初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巨大的社会修辞效果,则不仅在于其描写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剧,更在于“伤痕文学”叙事中独特的时间取向和伤痕叙写的深层意义.“伤痕文学”在叙事中明确了当下的时间立场.透过当下人们心灵上的伤痕,“伤痕文学”取得了探究伤痕产生原因的权力——当然也就获得了批判造成当下伤痕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支点.而”伤痕文学”中伤痕的叙写表现出其对暴力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反思不是从历史的维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仅仅表现为私人生活领域对暴力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拒斥.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探析中国“伤痕电影”叙事中的艺术正义

“艺术正义”是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念,用以分析叙事文学中体现“因果报应”的特殊结构。“伤痕电影”建立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是反映中国特殊时期人民生活状况的电影类型。通过“艺术正义”在叙事情节中的矫正和弥补,“伤痕电影”对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和修正,舒缓大众群体的悲痛。同时,对于特殊年代所造成的自我迷失,通过艺术正义叙事策略在影片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重构。     

时间的政治——以"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为例

“时间的政治”是指我们的各种文化实践是如何编织出不同意义的时间的。文章认为在“伤痕”和“反思”小说的创伤叙事中,时间的政治表现在对于刻度时间和结构时间的组织上,这种时间的构造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表意机制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意识形态论

个人化叙事是一种新的公共性表意模式。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公共意义模式,它主要指涉个人与公共历史的互动关系。在性质归属上,它是一种以审美形式呈现的个体性的意识形态。在比较语境中,它表征着女性主义话语的伦理立场。在主题选择上,它言说着日常生活的公共历史意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公共性的无意识存在。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论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书信不仅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承载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化印迹。在传统书信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信息化时代,它曾经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和艺术价值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永不褪色。书信体小说开启了书信叙事的新篇章,书信在小说中不仅可以发挥编织叙事文本、整合叙事结构的功能,还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书信八卦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并且感知到叙事文本中各种鲜活的人物情感。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身份考察

真正的个人化叙事是一种与公共历史叙事保持着辨证关系的开放性叙事方式.它的个人化表征实际上关联着深刻的公共问题意识.具体来说,它的公共身份性质体现在三个层面,即个人主体的公共身份;个体叙事形式的公共原因;文学本身的公共领域性质.这三者共同规定了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性意义框架.     

冰心小说的叙事模式论

冰心依据新的审美要求重新剪辑小说时间,借助叙事角度的转换表现自我,淡化情节而突出氛围,体现出更深层的审美意识,拓展了其小说的表现空间,以自己的独特叙事模式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提供了初期的资源。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