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屈原与曹植笔下的宓妃形象

在屈原的《离骚》与曹植的《洛神赋》中,宓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一是反面形象;一是悲剧形象。因为两者源出于神话中的宓妃意象,本文试图从神话隐喻的角度出发分析两者差异的原因。宓妃意象作为神话中的一个隐喻具有多重意义。屈原与曹植根据创作需要,分别利用了多义中的不同义。二人的选择不同,所以他们笔下的宓妃形象也不同。     

《湘君》、《湘夫人》形象的不确定与意义的再生

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在两千年来读者阅读接受中,被不同的时代的不同读者反复破译解释却最终仍是一个谜。二《湘》引起的审美效应与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微笑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宛若朱自清笔下梅雨谭的绿,绿得清澈醉人可你又看不透她。唯其蒙胧令人猜不透,才显出神奇瑰丽,才有着无限的诱惑和吸引。这是二《湘》魅力千古不衰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二《湘》形象意义的这种不确定     

屈原北行考

屈原北行,是指屈原被楚怀王疏绌后的汉北之行。屈原北行的事迹,史籍并没有记载,是后代学者发觉的。 《史记·届原列传》说:“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既绌。”屈原被疏绌后他在何处,本传就没有说了。《新序·节士篇》说:“屈原遂放于外。”屈原放逐到哪里去了,《节士篇》也没有下文。厢原被怀王疏绌(或初放)后的踪迹是一个问题。 经过古代学者的探索、研究,终于发觉了屈原被疏绌后的去向。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请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

本文考证了屈原一生中三次不幸遭遇：被疏绌、被迫厄和被放逐。文章认为，屈原被绌，决不是放逐、“初放”；屈原被迫厄归乡、远游，是一次不曾被古今学者注意的不幸遭遇；而屈原被放逐决非“自请放逐”，而仍是政治迫害。     

“山鬼”考

以《九歌·山鬼》中描述为内证,以历代文献及当代报刊中有关“野人”的叙述为外证,并联系相关的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山鬼的原型为野人,后被附丽于巫山神女,屈原的笔下融入了爱情的内容,故成了动人的少女形象．     

屈原否定论系谱

一、前言 屈原的实际存在成为争论的问题已经很久。廖季平的“否定论”(以下把怀疑屈原实际存在的观点称为否定论)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是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围绕“否定论”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到了今天,对于《楚辞》所收的作品到底有哪一些是出自屈原笔下,屈原的具体形象究竟如何等问题,仍然意见分歧;但对屈原的存在本身持明确“否定论”的却已几乎销声匿迹     

论元代散曲对屈原的否定及其多层次原因

屈原的人格形象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多是赞美的,但到了元代散曲家那里,屈原积极入世的美政理想和失败后沉江的抗争却成了否定和嘲讽的对象。造成这种特殊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特殊社会历史时期文人隐逸心态的因素,也有蒙汉文化交融下的英雄崇拜情结的因素,还存在着诗、词、曲文体分工的因素。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著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发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     

南阳屈原传说中屈原形象概说

在河南南阳,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屈原的故事传说,反映了屈原文化对该地区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南阳屈原故事传说主要塑造了屈原忧国忧君、忠言直谏、同奸佞作坚决斗争的忠臣形象、爱民如子的官员形象、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民众的保护神形象和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形象。有些形象是历史上的屈原应该有和可能有的,有些形象则是民间理想化的形象,是民间根据自己的理想演绎出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作为楚人后裔和楚文化发祥地的南阳民间对屈原的敬仰与爱戴。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作法律人先须律己--从周德清的曲作反观其曲论

元代著名曲学家、曲作家周德清的曲学名著<中原音韵>中的曲论部分<作词十法>,首次对北曲文辞创作的要领、规律、禁忌、法则等进行研究,其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被时人及后人悬为定例.然而他本人的曲作却不能完全达到他自己提出的作曲要求和标准.这表现了他的曲论的某些局限性,以及他分别作为曲论家和曲作家时客观和主观的差异,也体现了当时文坛的风尚.     

刘命清对庄屈关系的特殊阐释——以“不得志而怨”为视角

明遗民刘命清《庄屈》一文指出,庄子与屈原皆因不得志而生怨情。虽然,刘氏所论不乏肤阔牵强,却揭示出庄、屈在思想感情上的相似之处。同时,从更深的层面看,庄屈并称的论题在明遗民中并不罕见,虽立论各有不同,但都寄托了他们试图弥合生存与节操的良苦用心。     

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

滑稽家是先秦至汉代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团体。这些人虽然行为狂放,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正义感和讽谏智慧,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