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吁求”及其“后果”——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酒国》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作为启蒙时期对现代性"吁求"的喻示,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可看作是现代性某种"后果"的喻示。二者不约而同地选取"吃"、"饮食"作为比拟历史、审视当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文化心机,聚焦了后发国家最为敏感的民族心理区域。由《狂人日记》到《酒国》所象征的现代性无效和失败的后果,究其根源,首先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悖论,也昭示了这种悖论在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时,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属性实现了某种媾和,并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酱缸效应"合谋促成了对现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     

台湾文学,话说"二高"

改革开放,两岸交流,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学。读了20多年所能接触到的台湾作家的书,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梦有千千结》的琼瑶,有着太多的纯情,失之于肤浅;《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三毛,满篇的四处流浪,失之于无根,专写小语的罗兰,缠绵悱恻,好像永远长不大似的;余光中的语言美则美矣,但生造诗句、叫人难懂的地方太多;李敖骂人可谓入骨三分、尖酸刻薄,但失之于醇厚;柏杨的"酱缸文化"虽说有些新意,也失之于偏激,闹不懂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为什么自己反倒心安理得地当上了台北市的文化局长……     

"现代性"语义之辨正

"现代性"之寓意在思想史上一直歧义纷呈。词源上的"现代性"表征着与旧时代的异质性,而"美学现代性"则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反动。康德开启了现代性哲思之维,马克思、韦伯、吉登斯等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重视域进行过思之冲浪。在这种历史性的思想负载下,笔者给予现代性以另类释义:时空、架构、生产、症候和僭越。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

追求"现代"是中国20世纪文化、文学的中心主题,它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相比有自己的特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是由1894年"甲午之役"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开启的,到"五四"达到高潮。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三种典型形态: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浪漫主义—"反现代"的"现代性"形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旨在推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世俗运动,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孕育下兴起的,因此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现代性。它试图塑造现代人格,培养"犹太新人",实现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并在世俗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的基础上建构犹太社会。     

现代性问题探微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一种时间意识,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现代性在自身的生成和发展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自然"祛魅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风险、社会关系契约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文化世俗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理应在准确把握现代性现实语境的基础上,科学确立现代性目标,积极构建现代性制度和文化,合理选择现代性发展路径。     

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体验与功利的较量:周作人的“闲适”思想与此岸价值取向的构型

"闲适"是周作人美学思想的核心之一,这一思想既来自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个体主义和体验主义精神,又受到中国传统庄禅精神的构型。在"闲适"思想中庄禅精神对审美现代性的体验主义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由此产生了此岸化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     

“力之美”:鲁迅杂文的重要审美品性

"力的艺术"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的"力之美"，是鲁迅推崇的文化审美品性，同时也是鲁迅杂文诸种审美品性的重要一种。其杂文蕴含的力有雄浑之力、"突击之力"、深沉凝重之力，显示出杂文雄浑壮阔的气势、坚韧锋利的击杀力量和外静内功举重若轻的凝重感，从而使鲁迅杂文表现为壮美、伟美或崇高的美学特征。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