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初探

清代东北的封禁政策,是满族贵族对东北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特殊政策,它成为有清一代东北政策的核心。关于东北封禁政策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弄清楚有关封禁的诸问题,对研究封禁政策的演变及其具体过程是有益的。本文试就清代东北的封禁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近代以后,东北解除封禁,关内人民为了求食谋生大批迁居东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关内移民使东北的无垠的荒原沃野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粮食产量迅猛提高,使东北迅速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商品粮基地,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促进了东北边疆的全面繁荣和发展。     

对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的再认识

清代封禁东北政策，是清王朝对全国实施有效统治的总体战略之组成部分，与闭关政策共同构成其“控驭中外”的严密网络。清朝封禁东北的目的，除学术界已有的总结外，还包括防止汉人将反抗的火种带进东北；将东北建成八旗兵源基地；实现对中原军事威慑与对蒙古军事钳制战略。封禁政策的实施，造成严重的政治、军事战略失误，对近代东北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留下深刻的教训。     

再析清代封禁东北之目的

清军入关后,清统治者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封禁了东北。其目的从最初要保持满族风俗、保证统治者享受的经济利益,到后来要把东北作为八旗兵源以及驾驭全国的战略基地。但在整个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目的和作用没有达到预期的统一,最终的结果不仅没有完全的保有“满语骑射”,还造成东北经济上的落后,战略上的失误,及军事上的漏洞,致使沙俄有机可乘,掠夺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

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解除“封禁”,在东北大放荒地,招徕移民,移民数量不断增长。清亡以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到本世纪20年代持续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每年进入东北的移民达百万之巨的高峰时期,这是现代史上少有的人口运动现象。来到东北的移民中,山东籍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河南、河北,再次是山西。为什么如此多的华北人离开故土,在20年代这一国家政治、经济衰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时代,来到东北并绝大多数得到较好的安置,使之在东北的开发、建设中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论近代西人游记中的中国东北印象（1861-1919）

东北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古即为战略要地。辽、金两代曾在此相继崛起,建立强盛的封建政权。17世纪上半期,东北更是成了清代的＂龙兴之地＂。清王朝入关之后,经历了与沙俄40余年的争夺,1689年,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巩固了其在黑龙江流域的统治地位。此后,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东北地方戏研究

东北地方戏——二人转,在广大东北地区流传了二百来年,深受东北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欢迎和喜爱。对东北地方戏虽有东北三省二人转专家进行过多年的各项专门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笔者试图用民间文学的理论,对它的概念、形态、特征、起源、表演、舞蹈、唱腔、剧目等逐一加以探讨,使东北人民创造出来的这笔精神财富——祖国文学艺术宝库中这颗耀眼的明珠更加光辉灿烂。     

清代东北地区林业管理的变化及其影响

清朝建立以后,清政府对东北森林长期实行封禁措施,在客观上保护了东北森林。晚清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不得不对东北森林实行开禁,这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给东北森林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清代东北地区的林业管理经历了从封禁到开禁的变化过程。理清当时林业管理的演变轨迹,探究其变化原因,揭示其深远影响,能够为当今的林业建设提供启示。     

清代东北社会秩序的逆转——同治年间之大动荡

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陷入空前的社会大动荡,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严重;剥削加重,经济萧条;防务空虚,封禁失败,局部开禁,管理滞后;流民激增,民风下移,恶俗泛滥;武装举事频发,社会治安失控。这一时期的乱局,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清廷封禁政策遭受冲击,名存实亡,不得不逐步开禁;整饬吏治,变通官制,增设治民机构,弱化了地方矛盾。诸种变化显示,清廷在战略上,不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更突出其"边疆"地位。在社会意识上,"民族"意识逐渐淡漠,"区域"意识在增强。另一种影响,则是马贼胡匪时而肆虐,从清末到民国,持续未绝,难以根除。     

东北文学研究的新景观——评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

新读高翔先生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感觉心中一亮,终于看到了对东北现代文学除有关"东北作家群"研究以外的全面扎实的阐释.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论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李鸿章与清末铁路建设为例

李鸿章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发展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其直接目的是希冀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在间接上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中华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该文以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所作的贡献,试图分析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铁路的建设和李鸿章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是中国铁路的奠基者和实际组织者。李鸿章在对待民族资本的问题上基于一种客现现实的解决办法,为中国铁路的兴起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论清代钱粮制度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在他们对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钱粮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移民之初,它是国家权力为满族民众营造封闭文化体系的基石,随着清政府势微,日渐腐败的钱粮制度成为广州满汉民众沟通交融的催化剂和共同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纽带。     

夏孙桐对《清史稿》撰述经过的研究

夏孙桐为为《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也是最早的《清史稿》研究者之一。而夏氏的这些贡献，至今未能被后世研究《清史稿》的学者们重视。文章试图梳理夏孙桐对《清史稿》成书过程的记述和研究，以期了解夏孙桐在《清史稿》修纂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