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期杂文的时代眉目

鲁迅在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杂文,主要是在反对封建文化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上反映出时代的眉目。二七年十月始鲁迅在上海战斗的最后十年,是“围剿”和“反围剿”十分激烈的十年。作为主将,他的主要战斗武器是杂文。因此,鲁迅后期的杂文可以说是反对文化“围剿”的胜利的记录。 左联成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兴起,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罪恶勾当,并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以悲愤的感情,写下了哀悼革命烈士的文字。这时,鲁迅自己也被通缉,追捕,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仍然会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社联”史话

“社联”,是个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组织。它原名“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重要的群众团体之一,成立于一九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九二八年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兴起了左翼文化运动,“社联”这个战斗组织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成立。它的活动史料留下来的并不多。关于它创立的经过,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左联”刊物《新地》上作过如下的介绍:“……一般从事运动的社会科学家,早就感觉到有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旗下扩大运动,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政治精英意识

“左联”时期的文学运动,它的本质意义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启蒙运动。“左联”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学说,左翼作家描写了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场面,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成为了定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左翼革命作家基本上都是游离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具体实践之外,他们所倡导的新型价值观,也只是一种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论观念,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精英意识。因此,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在所难免。     

永远的辉煌──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运动巡礼

永远的辉煌──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运动巡礼文天行大后方的抗战文学运动，无论从中国文学发展还是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抗战八年，文学运动就持续了八年，对文学的发展、现实的促进都有深远的影响。它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罗荪说：“抗战时期国...     

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综述

5月23日至25日,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重庆召开。与会代表探讨了发掘、整理、甄别、解读等与文学史料研究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刊杂志、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施蛰存与左翼文学运动

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不是“第三种人”。他不但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有着很好的友谊，而且从根本上赞成左翼文学运动，甚至受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其参加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印记。     

抗战初期上海的“救亡协会”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相继挑起“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战争。上海“救亡协会”是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它是救国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受党的领导更为直接,发动群众更为充分深入,在“八一三”战争时期发挥了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人生派、艺术派的“转向”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变革,新文学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如此彻底和坚决的否定,使其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所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五四”新文学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充满民族觉醒的自觉精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     

“中国近代社会与秘密结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近代社会与秘密结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 12 月 19—21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等单位主办。中国以及美、日、韩等国的学者 80 余人与会,围绕转型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秘密结社、秘密会党、秘密教门等问题进行讨论。一、关于社会转型与秘密结社华强、华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认为,近代社会以来,参加秘密结社人数众多、名目繁杂,是因为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生一系列巨变转型之故。秘密结社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对社会的负…     

历史承载与思想空间——海派文化与特区文化的正反悬思

海派文化发轫于清末的上海社会;特区文化形塑于当代的南方特区。两者立世的时间相差约100年,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但都生成于历史的变革时期,因而有不少可以彼此映衬观照的地方。一、“承载”与“空间”:从近代外贸 说起…… 上海和深圳等南方特区有着颇为相近的     

论“五四”时期文学运动中的编辑出版行为

本文中“‘五四’时期文学”一词,沿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圈内大抵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指1917年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至1927年兴起的革命文学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这么分期,一方面在于概说方便;另一方面更在于无论文学症候还是编辑出版行为本身,这一阶段都有着自身鲜明的态势与其前后区别。至于其文学症候之异,学界论析已详,本文从略;而此一时期编辑出版行为特征,则无疑是本文阐述的焦点。一、“五四”时期文学运动中的编籍出版行为表征“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发动,就是与编辑出版行为如影随形的,所有新文学史都以《青年杂志》（…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反思

本文着重指出 2 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始终存在的工具化、一元化等问题和它的局限性 ,提出了相应的选择策略 :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创性努力及对“现实主义”本义的重新审视     

五十年前的一次论争——读郭沫若佚文《和大众握手》札记

50年前郭沫若的一篇重要佚文《和大众握手——谈目前的文学论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最新的材料。佚文反映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茅盾的一次新的论争和发展态势,因此特别具有文学运动研究的价值而受到现代文学家的重视。 一 这篇文是四川省图书馆的朱美兰同志发现的。文章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7年2月出刊     

李伟森和《少年先锋》

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李伟森(求实),生前曾主编《少年先锋》和《上海报》等革命报刊杂志。为了进一步了解李伟森同志的战斗活动,这里对《少年先锋》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少年先锋》创刊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6年9月1日。这时李伟森从苏联学习回来不久,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他在1926年     

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

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姚会元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江浙财团”逐渐形成。“江浙财团”乃是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它包括所有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资本家集团，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它网络着江浙籍为主的买办、...     

抗战时期的《拂晓报》

一 《拂晓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办的一个报纸。它在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久负盛名,深为广大军民所欢迎,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战斗的武器”、“叫破五更的报晓鸡”。它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外御强敌、内行艰苦创业的斗争史。它是在彭雪枫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创刊,翌日,随军进入敌后。     

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

<正> 纵观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历史演变的过程,它有百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1.萌芽时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初):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琼记洋行吸收华商的资金,制造了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858年美商和华商席长卿进行“机器织布之道”的“合作”洽谈;等等.这也许是最早一些“合伙”的记录.但严格地说,它们还不是“合资”企业.60年代后,华商附股活动明显地发展起来.“合资”是伴随这一活动的发展而派生出来的,最早出现于轮船业中.1860年美商花马太与华商李振玉等共办清美洋行,购买“飞龙”号轮船,航行于上海——天津.次年,上海轮船商又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