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评价的若干问题的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和文章,涉及的问题颇多。限于篇幅,这里只就若干问题加以粗略的综述。一、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评价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许多同志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基本上持这种看法。1980年,汤志钧又发表文章指出:维新派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当前,在讨论洋务运动性质和历史地位过程中,牵涉到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究竟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还是批判否定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和基本否定论者的争鸣焦点之一。我是同意后一观点的,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不能简单化,有详加分析之必要,因此,拟在这里就两派之异同,提供管见,参加新的争鸣。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

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究竟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在学术界曾一再出现过热烈争论，大多数同志都认同其性质是属于社会改良。然而前不久，有的论者又提出其性质属于社会革命而非社会改良的新议。对此，笔者因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浅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不能将洋务派与顽固派等量齐观该文作者（以下简称“该文”）一再将顽固派与洋务派相提并论，并把两者一律视为“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运动的元凶巨憝。其目的在于突出维新派的“革命性”，表明它与洋务派没有任何思想上、行动上的联系与瓜葛。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否是一丘之貉呢？答…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试论洋务派与维新派“求强”思想的差异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是以“求强”为核心的救亡图存运动 ,但洋务派和维新派提出的“求强”有着不同的内涵 ,主要表现在深层目的性、途径方法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内部,意见从未完全一致。解放初,苏联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部分认定,戊戌变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这个意见在中国史学界的多数人中并没有得到赞同。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近年来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从戊戌变法的客观历史作用出发,主张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重新定性;一路坚持改良主义的定性,着力揭示其反动的本质。在某些论著中,通过对变法诏谕的分析,论证百日维新中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载湉只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并推论即使维新不被推翻,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这,可以看做后一路的重大“突破”。它给人以新的启迪,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对戊戌变法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

近几年来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发掘了一批新资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前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几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折抄本与进呈书原本,为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史料。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真实思想,而且可以澄清和纠正过去作为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主要根据的《戊戌奏稿》的伪造与改纂之误。这也说明有必要对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进行重新研究与再探讨。     

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社科院等15个单位联合发起的“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四川绵竹县和自贡市举行。这是以研讨“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为中心议题的一次盛会。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划分资产阶级维新派标准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我国学术界以是否主张设议院作为区别维新派与洋务派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