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艾青诗学理想的主要内容:诗美是诗真、诗善的“外衣”,三者密不可分;诗美是诗人情感的闪灼与进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感情的真实是最主要的功能;诗美是一种完成的艺术。任何艺术美都必须是完成的艺术。(二)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及对当代诗坛的启示:它让中国新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走向了口语化的道路,赋予诗以新的气息和内容,这正是我们当代诗坛应提倡和借鉴的,这样,当代诗歌才能改变被读者漠视的现象,才能走向民族的、大众的道路。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诗学家宗白华--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引论

诗学与美学具有混融性。宗白华诗学思想长期以来混融在其美学思想中,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宗白 华诗学主要体现在新诗理论、意境理论、比较诗学以及生命诗学等四个方面。宗白华诗学对中国20世纪诗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价值尚有待继续深入的挖掘。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诗概念阐释与诗学体系建构

诗概念之定义阐释是诗歌理论的基本问题。何其芳关于诗的定义基本上含盖了中外历代诗人、文学批评家对诗概念所定义的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定义所浓缩的诗概念内涵也基本是近现代诗学体系建构的主体框架。我们在选取典型文献史料对诗概念的诸种特征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力图从中勾勒出诗学理论的整体面貌。     

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语言观和形式现两个方面。语言观上他既对诗性语和实用语进行了明确区分,又充分注意到了汉语的自性;而其本体论的形式观、一元论的形式观和有意味的形式观则充分体现出了他形式观的现代性。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关于西方现代性诗学的几个问题

以"世俗化、去宗教化"为总体特征的、正在生成中的西方现代性文化语境划定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限度及可能性空间。在现代性进程这样一个类似于"科学范式"、"知识型"的文化语境当中,先验领域的销蚀问题、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确立问题、文学艺术自律问题、现世人生的拯救问题、科学与科学性问题等构成了西方现代性诗学建构的主要话题。深入探讨这些现代性诗学问题,有利于发掘西方现代性诗学生成的动力之源,进而可以为进一步建构现代性诗学提供参照、镜鉴。     

高燮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初探

高燮在南社中是较有诗学根柢者,对诗之本质与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对诗学承传与宏扬抱有热诚希望。其诗学思想主要有：诗能影响政治;诗人要有真性情,但要防“率”与“浅”;诗人要有学问,方能彰显文采;诗之外要有事;才与学相互促进;还须讲究法,法依赖才,才来自学;诗言难言之隐,难尽之情;诗语言力求雅驯;关于学诗途径,反对家数之说：以理性态度正确看待同光体。这些见解大多数是针对南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与缺失而发的,表现一位学人应有的正直品质与独立思考的勇气。高燮的诗内容广泛,感时诗哀愤沉著,山水诗清爽飞动,咏物诗寓意深沉,咏怀诗沉郁绵邈,题赠诗亲切真诚,缅怀悼念诗沉挚悲郁,莫不真情朴茂。既有渊雅格调,又有时代气息,合唐诗之雄放、宋诗之峭健为一体。峻洁而无尘滓气、蔬笋气,清雅爽净。     

元祐更化与元祐诗坛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次年改元元祐。由于即位时的哲宗皇帝年仅十岁,故由神宗母宣仁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执政后亲近旧党,尽废新法,是为元更化。元祐更化虽倾向旧党,旧党人士及与旧党关系密切之人多数得到擢升,但他们却普遍具有一种彷徨不安的畏祸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具体来说:其诗多描写生活琐事、题咏日常物品、抒写隐逸情怀,押险韵、用僻典,追求生硬拗峭的诗风。     

诗歌翻译的意味与意境

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一种语义对等、信息同一的媒体符号对另一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向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     

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从曹丕的“诗赋欲丽“谈起

论述了曹丕诗作“清丽”之美代表了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他重视诗歌形式美——“诗赋欲丽”的审美主张由多种缘由使然;他的“诗赋欲丽”说是我国诗论进入审美时代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庄子》哲理韵文初论

文学史上常以“庄骚”并称,人们注重《庄子》的散文价值和《楚辞》的诗歌地位。然而,作为先秦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镶嵌于《庄子》文本中,且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哲理韵文,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诗短情长——论语文教师如何在诗词教学中贯穿情感教育

语文教师在诗词教学中,应该带领和启发学生体会、品味其中的情感,进而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文章论述了语文教师在诗词教学中如何贯穿情感教育.     

皮陆与韩孟、元白唱和之关系

中期唐诗坛发生了题材倾向从重大、高雅向琐细、平凡的转变.韩孟、元白两大文人集团的唱和之作,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晚唐著名的松陵唱和中,皮日休、陆龟蒙等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诗的取材更为凡琐,多小视角,且多杂体.其唱和的深度无疑超越了前辈,而且把唱和这一诗歌存在方式真正传播到了民间.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美”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时期明代诗歌和诗学整理研究之不足及其对策--从有关谢榛及其著述的研究整理谈起

回顾、检视对谢榛其人、其诗、其诗学理论研究和对其著述整理的历史,可以说和整个明代诗歌、诗学整理研究一样,新时期以来,亦形成一个高潮,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有关谢榛及其著作的整理研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偏差,亦可管窥新时期明代诗歌和诗学整理研究在宏观上、尤其是在微观上存在的蹈袭历史成见、人云亦云、主观推断、不着边际、等等弊端.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违背精神生产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某些权威刊物过分强调宏观研究的导向、某些评职晋级的不合理规定、出版部门的经营体制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等造成的学风浮躁和学术惰性的滋长蔓延,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创新精神,也使一些投机者、混子儿找到了在学术界一展身手的可乘之机.弥补和减少这些不足和偏差的对策应是加强基础建设、加强创作实践的研究、重视微观研究、学者要坚守阵地自立自强、提倡"文人相轻"相互辩难、研究者尝试创作、打通古今等.     

论通俗小说人物描写词赋化程式之形成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人物描写具有高度程式化特征,即"前导语+词赋"的组合方式或"设问+铺陈"的修辞特征。这种程式的形成既受中国传统词、赋之描摹美人、英雄手法的影响,也得益于敦煌变文这样的通俗作品人物描写程式化创作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