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问题深层原因探析

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学界主要论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倒置、侦羁分离措施等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对策性制度，对此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则少有论及，而对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正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笔者试图从人性论、人权论、价值论三个方面来剖析刑讯逼供在中国存在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个人收入调节的法理学透视

征收个人所得税历来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思想。我国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有自己的法规依据。必须完善税收调节，彰显社会公平。     

当代法理学的价值生成

法律的危机源于法律价值的危机。法律价值要从原来的主客体间的、整体性的、理性化的价值观转向主体间的、具体的、欲望化的、现实的价值观。法律价值是生成的,而不是构成的。个体权利、人性关爱和多元表达权是中国法律价值生成的重要因素。     

“路西法效应”与刑讯逼供——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屡禁不止,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刑事司法文明进程。对这一现象,以往的学者多从思想来源、价值取向、制度缺陷和实践操作四个方面寻找原因并开展研究。社会心理学强调情境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刑讯逼供行为是发生在讯问情境中的社会行为。讯问情境中讯问双方权力差异引发的心理效应、讯问者的角色行为及其与被讯问者的角色互动、讯问者的群体心理效应、讯问者挫折感都可能是诱发刑讯逼供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     

《合同法》类推条款的法理学透视

我国去年颁布的《合同法》中增加了类推适用条款。传统做法是在刑法中实行类推而在民事法律中没有类推的规定，体现了中国法制传统中法官权力过重的特点，现行法律中取消了刑法的类推而增加了合同法的类推。这一增一删是我国迈向法治化的重要一步，具有特别意义。     

法理学意义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简要透析

一部法律制度史,实质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及其演变史.从法理学研究的角度,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比较西方学者和中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从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价值关系地位以及目的和手段等方面解析权利和义务的特点,并对权利和义务何为本位作简要的讨论,指出其变化性对它们的相对意义.     

“被”现象诠释与消解的法理学进路

“被”现象受到社会的日益关注,折射出社会管理的多重隐忧.从社会案例中梳理“被”现象的类型,以法理的视角进行多种维度的诠释,可以发现:“被”现象主要存在于公法领域,其产生及在社会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意志和权力因素的影响.要突破此种困境,消解“被”现象的困厄,则要依赖于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该模式新颖的法治观念、重视人权与公民规训的特点,有助于实现公民权利的法律表达与权利维护的法律实践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体育教师课时费打折的现象

体育教师课时费“打折”的问题是个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本文试从法理学的角度作出探讨。     

略论政府与人权的关系

阐述政府与人权的现代含义 ,进而论证二者的关系 :人权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或应是人权保障的工具和手段 ,人权是或应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与人权的关系又具体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利的易受侵害性 ,实现人权则对政府实施权力控制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透视“早恋”现象

学生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性心理发育的逐渐成熟，开始对两性关系有了艨胧的意识，对异性发生了兴趣。当学生们出现了上述现象，家长和老师们就显得茫然，束手无策，很容易联想到“早恋”。一想到“早恋”，家长和老师就忧心忡忡，甚至谈“虎”色变。     

“普世价值”还是共同价值:关于人权价值的辨析

人权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因主体的普遍性需要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西方"普世价值论"错误地混淆了人权价值的普遍性与"普世性"、共性与个性、道义性与政治性、理想性与形而上学性。这就需要警惕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旗号,在全球强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把解决国内民生问题视为实现人权价值的突破口,但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中国在实现人权价值的过程中,其话语建构需自主化、话语体系需国际化、价值理念需现实化、实现路径需时代化。这是中国政府实现人权价值的责任所在。     

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的法理学评析

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存在诸多不合法治理念的缺陷。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看,将律师调查取证权和被调查对象的拒证权并行规定是不科学的;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看,抑权利扬权力的立法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缺失了法律后果,因而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从法制统一的角度来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导致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     

人权与国家权力的恩怨情仇——梁启超对自然权利观的继受和改造一论

自然权利论者假定,在起源上,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应侵犯人权或对人权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人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梁启超基本接纳了“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假定,但对“人权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侵犯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之类西方逻辑心存疑虑甚至断然拒绝,梁启超通过对自然权利关于人权和国家关系观点的接纳、吸收、批判和改造,实现了人权与国家关系的中国化论证.     

社会发展逻辑的重构：由“权力资本”走向“资本权利”

在社会发展中,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演变往往有其客观必然性,通常一种良性的利益集团政治有助于推动社会民主进程,但一种畸形的利益集团架构则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利益重构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事实上推动着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一极独大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并已经开始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阻力。既然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是从发展中来的,那么解决的根本路径也必然要到发展中寻找。因此,可以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四维一体的社会发展逻辑来代替"政治-经济"相互强化的社会发展脉络。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

近代西方自然权利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人权,随着人权理想进入政治法律实践领域,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最典型的质疑有三种：在性质上,人权能摆脱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吗?在适用性上,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在理论依据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能根据理性来论证吗?本文根据自然权利理论本身的思路而论证了：这些质疑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论汉语的实化现象

汉语存在着一种实化现象,即一个没有意义的语音形式向有意义的语言形式转化,或一个有意义但意义比较空灵、自由度低的形式逐渐演变为一个意义比较实在自由度较高的语言单位。本文着重讨论实化的范围、类型、途径及其原因,并认为汉语的实化现象是由于汉语“字”强烈的表义性所致,是汉语语义编码的具体表现。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何以可能？——人权价值公共化的三种实现路径探析

人权价值是一种公共化的理性价值,契合了现代理性社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现代理性社会在伦理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推动着人权价值的实现,但其实现也遭遇着公共化的困境。个人主义是实现人权价值的主要障碍,是个人实现人权价值的异化现象。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着人类共在的一种公共化价值追求,有利于破解个人主义对人类共有共享的人权价值的阻碍。从实现形式来看,人权价值的实现就是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人权价值的公共化就实现于人类构建的伦理社会、政治社会和法律社会当中。人权价值的公共化体现为人权价值的伦理化、政治化和制度化（法律化）。     

泛“谍战化”:谍战剧现象批判

当前影视剧泛"谍战化"是一种无视受众的形象暴力行为和间谍形象游戏,更是一种丧失艺术自律精神的泛游戏行为,间谍形象及其表演的艺术文化系统成为一种无聊的影像复制,代表着一种"娱乐至死"的狂欢意志。本文从艺术的异化、传媒的异化及审美的异化入手,深入分析泛"谍战化"现象是一种对艺术自律精神的冲击和解构,构成对现实生活超常规的欲望化表现,显示出市场过度迎合受众的消极一面,造成了艺术生产消费的价值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