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周作人研究的八种角度

九十年代是周作人研究成果丰硕的十年 ,相关专著论文大量涌现 ,远远超过以往。从中大致可归纳出研究的八种角度 ,分别是 :研究标准的确立 ,“附逆”现象研究 ,思想价值观与文化观上的矛盾 ,周作人与中、日、西文化文学的关系 ,比较研究 ,诗文尺牍的研究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研究以及史料钩沉。这些角度有时并非界限分明独立存在 ,往往交叉或部分重叠 ,显示了更加全面与理性的研究风格。     

另一种辩解——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探微

研究周作人是舒芜晚年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并非完全客观公正.对于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饰的欣赏和同情.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特殊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新诗研究述评

周作人不仅在散文领域有突出成就,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也有重要贡献。近40年来周作人的新诗研究从单调到丰富,从简单、浅显的整体性概述逐步发展为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专门的研究。本文从周作人新诗创作研究、周作人新诗理论批评研究、周作人新诗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对周作人新诗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期望为周作人新诗研究的深入提供参照与启示。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

李景彬的专著<周作人评析>、<周作人鲁迅比较论>可谓中国最早的两种研究周作人的个人专著,前者更是第一部周作人研究的个人专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演进让人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相关的学术史文献以及相关的后续研究出现了忽略李景彬富于学术个性和学术钻探力度的研究成果的偏向.而纵观当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现状,李景彬的研究立场、思路和声音恰恰是最缺失的.80年代李景彬的周作人研究有着可贵的整体意识、时间意识,他坚实、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他对于周作人的一系列肯定和质疑、否定、批判呈现出独到的学术意义,也留下了尚待阐发的学术问题.     

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与倡导者 ,对他的散文研究从五四时代开始迄今已有近 80年的历史 ,但对这类研究的整理往往混杂于周作人思想、人生道路研究的整理之中。本文从散文创作研究与散文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入手 ,将周作人散文研究划分为解放前 ,194 9年到 80年代末 ,90年代迄今三个阶段 ,对每个阶段尤其是三次高峰 (即 3 0年代、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 )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 ,以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照与借鉴     

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他的民俗学研究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从思想脉络上讲主要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分，同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者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本文在梳理周作人民俗研究的目的及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希望对现代民俗学研究者有所裨益。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论周作人的鲁讯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安徒生童话与周作人童话学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先驱者周作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

对古希腊文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他不仅翻译、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古诗、戏剧、寓言和修辞学等著作,还通过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认识和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在批判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鉴别,以期实现国民文化和素质的改造.     

二十世纪末叶文学的审美论与审丑论

西方历史上的审美无利害说启发了中国新时期伊始的文学审美论 ,审美论导致了中国文学能够真正摆脱“文以载道”等工具说。但是由于局限于美善等正值一元论的审美论无法解决当代文学中的感性问题 ,所以在新时期稍后出现了文学审丑论 ,开始弥补了丑和丑感缺位所造成的感性缺陷。然而文学审丑论只是以一种偏执代替另一种偏执 ,要创造新的文学感性学 ,就需要审美论与审丑论的融合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     

20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

2 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有关元代理学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世纪初至 4 0年代、5 0至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四个阶段 ,经历了一个初兴、沉寂、重兴、趋盛的发展过程。元代理学研究的进展 ,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历史、文学、教育、医学、宗教等方面研究的进步 ,但它本身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文字起源论说评述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见意的文字,20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学者们掀起了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有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论断。殷代文字肯定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上溯到夏王朝时期即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和景阳岗陶文等,只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原始文字。     

文明与危机：20世纪的双重遗赠

20世纪堪称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世纪。人类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本性，在20世纪的遗产中，有文明也有危机，有经验更有教训。因此，如何承继文明及扭转危机就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个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整个人类是坚强的。如果人类能够认识并克服自身的弱点，21世纪必将充满生机与活力。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略论清末民初两次儒家政治思想评判高潮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评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维新派重在绍述,“以经论政”、“托古改制”是其最重要的手法,间有对儒学和孔子的批判,但不够急进;革命派重在批判,对孔子和儒学批判较维新派前进一大步,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并且在批判中仍有肯定和继承。     

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之接受与研究

以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为代表的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是“颓废文学”,但事实上它们开启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且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曲折的过程,对它的再思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