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作为"他者"长期以来处于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一端,其形象的建构按照男性的设定."超级女声"的公众评选结果显示女性开始恢复自主审美的标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于性别政治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大众媒介聚拢形成的"事件公众"充其量只是文化消费的主体,而非公众民主的真正主体.     

提升和引导：当前青年文化新特征的呼唤——以超级女声为例

超级女声这一成功的娱乐节目,不仅在这个夏天狠狠抓住众人的眼球,而且当前仍继续演绎着“后超女时代”的传奇。她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生活中持续掀起阵阵文化浪潮,成为折射当前青年文化最为典型的模板。本文将以超级女声这一典型现象为模板,对当前青年文化呈现来的新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青年文化高层次的提升和对青年的引导进行反思,以使青年文化健康、和谐发展。     

试论新诗的"飞鸟"情结

在新诗的萌芽和发展期,出现了大量摹写飞鸟或抒写生命漂泊情态的诗歌文本,可将其称为新诗的"飞鸟"情结.它受泰戈尔同名诗集<飞鸟集>(stary Birds)的影响,是社会变异期最易产生的一种文化情结."飞鸟"情结浓缩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现世情思,弘扬了"飞翔的快乐"、"自我的诞生",构筑了新诗特有的一种话语形态.     

社会"选秀"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影响

随着2004年"超级女声"在某省卫视台播出,铺天盖地的"选秀"活动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国内最受趋奉的娱乐方式和文化时尚.本文拟分析"选秀"活动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并探求媒介在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的责任.     

从"余秋雨现象"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隐忧及其建设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集,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形式,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形成文坛独特的"余秋雨现象".其中一些批评不是过度地吹捧,就是随意地贬损,缺乏深刻有力的论证和独立的价值言说立场."余秋雨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理论匮乏和批评家队伍媚俗跟风等问题.对此,建构中国文学批评"一体两用"的理论框架并强化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理论品格才是解决危机的长久之计.     

孔子"游于艺"命题读解

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解读,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孔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德性之学、修身之学.儒者以为,学艺、通艺而进德."游于艺",是指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奠定"游"之审美意义的是庄子,由此,"游"也就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游"广泛地进入文艺美学领域,当是魏晋之时的现象了.     

论"四史"教育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当代高校大学生正处于过度的新媒介沉浸中,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让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开始出现风险性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成长成才,也不利于国家未来的健康发展."四史"当中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必备的"营养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深入开展"四史"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活力色彩和时代意涵.在实践中,应当利用思政课主阵地、校园文化主端口、互联网主渠道,不断提升"四史"教育的引领力、鲜活力、感染力,从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也淡"乌蛮"研究

"鸟蛮"研究从20世纪初期至今一直为民族史学者所关注."乌蛮"问题主要从民族发展的历史、族源、族称、地理分布、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从"正反"双方的焦点切入,试图反映"乌蛮"研究的基本风貌以及"乌蛮"研究长期争鸣的成因,提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新思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新概括和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生产力作了明确的定性分类,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论的新贡献;从新视角透视文化现象,突出先进文化的积极作用,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是对唯物史观文化理论的新贡献;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根本点,并把它上升到至高点,是对唯物史观群众观点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唯物史观的总体把握和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的必由之路——对"山寨"现象的伦理学解读

对"山寨"现象除抄袭、克隆、盗版等伦理攻击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山寨"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中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一面."山寨"现象体现的是主体经过长期的分裂所作出的走向自身统一的主动性努力,是主体在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自我对外关系的拷问和再审视,它所体现的对经济伦理话语权的追寻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中的积极力量.正确引导和积极培养这些力量的成长,在实践中探索经济伦理体系的整合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     

从"以公克私"到个体"私"意识的萌动——宋明公私观念的人文启蒙意义

自古以来,"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深厚的"原罪"意识,其根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私"之初,并非起源于个体观念,缺失个体是传统文化最大的积弊.在中国历史上,人文思想的启蒙,往往突破私的禁锢,闪现个体化的萌动.一种文化形态何以塑造出这样普遍、持久的崇公灭私的文化心态,是深入认识国情和民族性的重要问题.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们以身、生、情、欲的观念,重新发现"私"的合理性,逐步推动了人文思想的启蒙.     

破除"官本位"

"官本位"之形成、发展、特征;"官本位"、官文化、官场文化之界说,"官本位"是一种在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利己主义人生观支配下的价值取向,属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官本位"对历史与现实之危害;"官本位"在当前的十种表现.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审视“超级女声”飚红的传播学意义

2005年夏,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以迅雷之速唱红大江南北.在点燃全民的收视狂潮后,继而又开始成为学者们注意力的聚焦点.在它收视奇迹的背后,成功的品牌运营、新颖的制作流程以及众说纷纭的雅俗问题都挑起了学界的意见之争.更值得思考的是,不少专家以为在"超级女声"飚红的社会事件中,电视节目开始真正走下神坛,成为一场庶民的狂欢.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

"争天拒俗"是鲁迅的战斗宣言.在中国,"天"是一切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权势的总称.皇帝被称为"天子"--天之子;皇帝便成了"天".在中国,"无"和"天"在意义上相通."无物之阵"便是"天"所布下的"吃人之阵".所以,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是与"天"争斗.     

"商禅偕行"与南京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佛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时代重要的旅游资源."农禅并重"到"商禅偕行"成为佛教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国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主要有"少林寺模式"、"灵山模式"以及"佛光山派"的运作方式,对南京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不无启示.     

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历史透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男风"一词也成为同性恋的一种代名词,与异性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整个社会对此趋之若鹜,你行我效,居然演变成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风尚.这种奇特性爱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性文化对同性恋的姑息听任,宗室家庭对同性恋的宽容放纵,社会思潮对理学禁欲主义的叛逆反动,明清法律对异性恋严禁、对同性恋松懈的不同态度,京师戏剧业的昌盛兴旺以及梨园男旦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这些因素综合交织,催发了明清社会"男风"现象的盛行和蔓延.     

元明艺术思维中的民间色素对"理"与"情"的重注

元明之际,中国艺术思维虽承前朝而来,仍受到宋儒的影响,但元蒙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冲击,反而促成了将艺术思维引向民间.至明代,民间色素进一步对"理"与"情"作出重注,祝枝山、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更是大胆地解构着儒家道统,明代民歌,尤其是情歌,可谓彻底摆脱了礼法之定规,为激活艺术思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