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改善民生与政府职能的规范化——兼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主要依靠市场,而不能依靠政府超越职能为老百姓多做"好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将社会福利搞上去了,而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必须高度理性地进行市场化的经济建设,严格执行财政法规,严肃进行预算管理,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分清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的区别,彻底改变某些公共领域的混乱局面。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在过去若干年中,因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而陷入了国际公认的"停滞的二十年",拉美国家也由此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阿根廷更是经常被媒体引证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当然拉美国家也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企改革、城镇化、贫富差距等,同查韦斯执政时面临的情况相似,查韦斯倡导的新增长方式,以及重视国有经济等政策,极大改善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并深得拥护,其改革经验对中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探究——结合“卡夫丁峡谷”理论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积累大量财富与发展经验的同时,拉美、东南亚、前苏联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以后进入了经济徘徊停滞时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世界上旨在跨越资本主义艰难时期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深入探究。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看,拉美等经济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一是经济体内部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过大、政治不稳定、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二是资金和人力资源缺失导致的产业升级乏力;三是外贸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国内生产附加值低;四是金融风险、热钱涌入、资本外逃等外部风险较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发展教育、平衡对外贸易、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努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发展陷阱多样性与非均衡大国的应对

从国别和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不同,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一国(或地区)从低收入阶段经过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甚至即便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其经济增长也会遇到形式各样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发展陷阱"的过程。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实际上已陷入三种生产方式下发展陷阱的"多维并存"格局。认清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经济形势,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